2010年注册建筑师经验交流-私人身体的公共建筑边界

　　其三，在张永和“可观”和“同构”的修辞中，间或掺杂着“自然”的神话，或者说，建筑单体之外的那个问题重重的公共领域无法忽略时，张永和有意识地用“自然”来置换了它，或是用“自然化”（“竹化”）的方法予以包裹和柔和。以竹海三城为例，这种策略具体体现在，在张永和定义的基本城市单元，即“院宅”或微型城市内，自然（竹林）成为缺席的公共生活的替代品，社会实践为内向的审美活动所替代，在这一切之外，自然（茫茫竹海）则成为未经描述的却是更现实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填充物或替代品，再一次，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对立由自然观照的主体和观照对象之间的古典性的关系所替代，矛盾似乎消失了，表皮也变得无关紧要，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审美契合已经在私人身体内部完成了。
　　这种思路在“两分宅”中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和宅院混融的模式。自然在这种模式中成了“可观”的客体，一方面身体的向外观望变成了两翼之间的内向自我审视，一方面通过用自然包裹、屏蔽和搁置身体之外的空间，有意模糊尺度间的差异和边界的物理宽度，达到“同构”的可能。但在实际的城市情境而不是在理想的野外基地中，这种概念上普适的，以柔和自然对生硬城市空间分野的调和并不是充分自由的。例如，在张永和的重庆西南生物工程基地的设计中，即便有大江恰好邻近，即便行人确实可以自由地使用他留出的“穿透”，由大街横穿建筑经公共坡道下降到江边，这种“穿透”和建筑空间和公众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必然关系，而“自然”也并没有和建筑发生必然的联系，原因就在于这三组平行的空间——街道/商业机构/自然——之间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性“穿透”，为物理和建筑性的“穿透”提供动机。
　　值得说明的是，这篇有关表皮理论在中国接受的社会情境的文章之所以选择张永和，并不是因为永和可以被看作“表皮建筑”在中国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也不是因为张永和的作品可以涵盖所有和表皮理论相关的社会情境，而是相对来说，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可能是近年来最具备理论自觉的中国建筑实践，围绕着他们的作品，有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建筑师如何介入公众领域的最直率的尝试，以及沟通中西建筑理论实践的最大努力。因此，以上的分析并不是针对某个建筑师个人的批评，而是对构成当代中国建筑创作的一般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检讨。
　　对于表皮问题的中国接受，固然有许多理论本身的逻辑可以探讨，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当今中国的复杂社会情境，虽然以一院一家同构千城万户的规划理念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那种真正具有结合公共空间和建筑内部的社会条件却远未形成——尤其是由于政治条件，人口压力和安全原因，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建筑”或公共建筑空间，这种空间强调的不仅仅是公共可达性，更主要的是大众参与社会生活的公共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张永和这样的“非常”中国建筑师面临的两难是，一方面普遍的个人主义倾向令他们由意识形态后退到对于“纯粹”的建筑语言的研究，并由于这种中立的态度成为中国建筑师圈内惟一坚持文化理想的群体，另一方面，在面对“宅院”之外的、他们所不熟悉的市井生活时，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又使得他们多少有些力不从心。由于中国建筑实践操作的“国情”，以张永和为代表的中国“非常建筑”的探索，对于建筑空间向城市公共生活的过渡并无太多干预的可能。诸如水晶石公司建筑表皮那样的实验，最终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建筑内部空间逻辑的外部注释，却不能通过真正的公共参与和内外交流，达到对建筑深度的向内消解和建筑单体的城市化。
　　本文无意于由这样一种现实而苛求于“非常”建筑师们的探索努力。由于建筑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出现充其量不过是一百年的事情，新的建筑类型和滞留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巨大张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由于这种社会情境的改变比建筑革新要来得慢的多，中国式的“表皮建筑”一定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存在着更多的社会性问题，而中国建筑师也最没有理由无视这些社会性的问题。但是或许出于对意识形态的厌烦，中国建筑师对于建筑理论的解读却很少顾及社会现实，他们的“城市”“观看”“空间”通常都是无文化色彩，无上下文和“纯粹建筑”的，对于表皮理论的理解可能也很难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和不安的现实。正如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说的那样，当代艺术形式的危机或许就是它在将不可见的社会结构可见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过于消极的，有时甚至是自我欺骗的角色。如果本文能对这种情形起到一点小小的改变作用，那它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本新闻共6页,当前在第5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