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是写文章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写说明文需要说明手段，写其他文章，特别是写议论文，也需要说明手段。说明主要是用解说的方法简明指明事物的本质特征。其一是说它用的是解说与介绍的方法。议论用判断推理论证某一种观点，叙述陈述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与人物的经历，描写侧重于描绘摹写景物、事物、人物的情状。说明则直接解说介绍事物的特点；其二，这种解说介绍事物的特征，是指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即通过介绍解说事物的特征，说明事物的本质；其三，这种解说介绍的语言应当是通俗易懂的，简洁而又明了的

　　说明与说明文不同。说明是表现方法，各种文体里都可以用；说明文是文体，这种文体具有说明性、知识性、客观性等特点。

　　说明在议论文中也是一种经常使用的表现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下定义。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说明事物本质的方法。通过下定义明确事物的内涵与外延，指明事物的性质特点，使它和其他事物明显地区别开来。因此，有人称之为立界说。有许多议论文的写法都是从定义写起。在立论文章中，先有一个定义，接着对这个定义的意思加以解释，然后分析证明，最后加以归纳。在驳论文章中，首先是审定对方的定义是否科学，论证是否能揭不定义的内涵与外延，最后下一个结论。

　　下定义要求比较严格。首先它要求定义与被定义的事物的外延是相等的。其次，要求完整地揭不被定义的事物的内涵，在实质内容上应是一致的。第三是在定义中不允许包含其他含糊不清的概念。比如说人是能思维会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这是从生物学角度对人下的一个定义。它反映了作为一种动物的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如果只是说人是动物，就不对，外延上不相等。动物包括的东西很多，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下定义要定义与被定义的事物外延、内涵相等，限制性语同的概念要清楚明确。一个严格的定义中的定义与被定义概念总是可以交换位置，而其意义不变。

　　(2)解释。由于定义要求比较严格，所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为区别事物往往用划分的方法和解释的方法。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说：“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这并不是个严格的定义，而是一种解释性的说明，他指明他所论述的权威的含义是什么。按他的理解，权威包含强制与服从这两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他并没有在概念本身的外延上做文章。

　　有些定义比较概括，人们不容易理解，有些还包含着一些比喻，如果不解释明自，人们就难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也往往要使用解释说明。另外一些名同、概念、判断，人们不容易理解，也要加以必要的解释才行。

　　在议论文中最为明显的是解说论据。有些论据只是举上几个例子并不一定就能充分论证，只有对论据加以必要的解说，充分挖掘了材料的意义，或交代清楚了背景之后，才能起到证明论点叫乍用。《功名难夺报国心》在论述第一个分论点时举了詹天佑的例子，这个例子的开头说：

　　“1903年，清政府决定修筑京张铁路时，俄、英两国工程师声称，如果没有他们，这条铁路就不可能问世！”接着作者对詹天佑挺身而出、力挑重担、独立修筑京张铁路这一论据的背景作了说明。没有它就难于突出詹天佑敢于为祖国扬眉吐气献身科学的精神。在论述第二个论点时举了比如的例子，说外国人以重金聘请他，他却说：“我衷心希望把自己菲薄的才能贡献给祖国。”1911年，他将自己在美国创办的广东飞行器公司迁同祖国，在广东继续致力于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在这个例子之后，紧接着讲“可惜，归国后第二年，比如在广州东郊进行飞行表演时，因飞机失事，不幸捐躯”。后面这段话就是对论据的补充说明，它交代了比如同国以后的情形。没有这样的补充交代，人们也同样是会有疑问的。

　　(3)介绍。介绍在议论文中对事件的叙述、背景的交代、人物和情景的介绍有着特殊的作用。比如《对包公艺术形象应有个正确的评价》一文，开始介绍了南宋时期出现的三个包公韵戏《习包待制》、《三献身上》、《蝴蝶梦》，继而介绍了元杂剧中的包公戏中的包公形象，放在与贪官污吏斗争中塑造包公，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产生了“清官”形象。到了明代，包公形象的特点是铁面无私、嫉恶如仇，通过对封建法律的忠实维护和执行来体现人民正义的愿望。到了清代末出现了《钡J美案》、《钡J包勉》、《钡J判官》一类反对询私舞弊的戏，也出现了《珍珠记》、《龙图公案》、《胭脂记》和《断后》、《打龙袍》等等一类渗透着封建阶级思想意识的包公戏。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包公形象是一个矛盾的融合体，应有分析地对待。

　　作者的论证方法是介绍不同历史时期的包公形象，在介绍过程中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没有这种介绍，文章就难以得出结论是暗说的技巧

　　明说指明自无误、自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暗说是将真实观点隐藏起来暗暗地加以表现。这种说理方法比较委婉、含蓄。暗说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其一是明暗相衬。韩愈《送董邵南序》是一种。这篇文章是因董邵南得罪于有司，屡试不中，愤不得志，欲去燕赵之地找出路，韩愈写了这篇“序”相赠，以资勉励。名义上是送行，字里行间处处劝他不要去

　　文章的开头，从一般道理上说，燕赵地多忠义之才，董生是行孝义的，因不遇而有慕于义疆仁者。明里说我知道你去是会意气相投的。这一番话对董生表不理解。韩愈虽然说“吾知其必有合也”，也只是“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一语的推论

　　下面话头一转，马上说：那地方如今的风俗变了，与古时不同，暗指河北三镇搞独立工作是叛臣。现在你去能不能合得来，也很难说。明里没说不必去，暗里却说不一定去。

　　末段托言董生代为看看街市上还有没有像高渐离一类屠猪的义士，见到他们代为转告，请他们到这里来做官。这是反语。表面上的意思是代为问候，捎句话中的意思是叫董生别去了。为什么？董生既然是义士，去燕赵又是为去投燕赵的义士的。现在，燕赵的义士要来唐胡做官，那又何必去呢？

　　全文没有一句话叫董生不要去。在行文间，我们看得很明自，处处都是劝董生别去。这种手法是以明托暗。苏轼的《晃错论》，开头有这么一段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狸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同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汉景帝时，晃错建议削诸侯，众诸侯以清君侧沫晃错为由进行叛乱，结果晃错被沫。苏轼认为错之被沫是咎由自取，下文是公开论证这一见解的。开头这一段虽未明说，却处处实指其事。所谓“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明指景帝时，诸侯强大，暗指晃错建言削诸侯的果敢行动与急于求成的过失，这就为下文错之被沫作了衬托。这种方法与前者不同，是以暗托明。

　　另一种暗说方法是借譬讽谏。韩愈的《杂说四》、《杂说一》、《获麟解》，都是物喻的议论文。《杂说四》以麟为喻，《杂说一》以龙为喻，《获麟解》以麟为喻。《杂说四》以伯乐识马的故事，批评执政者昏黯庸碌，不能根据各自特长对待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即“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杂说一》字面上讲的是龙与云的关系，实际上是讲君臣关系，指出君臣关系犹如龙云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但国君的主观努力，即自为，才是有灵气的依据；《获麟解》借麟讲君臣修养，麟要适时而出，出得其时则为麟，出非其时则失其所灵。这几个例子，意思是很隐晦的，中心思想的表现很曲折。

　　而一类暗说是借代隐指。郭沫若的《黄钟与瓦釜》属于这一类型。郭沫若的横钟与瓦釜》

　　写于1963年6月。197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重新发表主要针对“四人帮”。黄钟代革命的中国人民，瓦釜代“四人帮”一类人。瓦釜可以雷鸣一时，终究会被人唾弃，它是不能永久的，而黄钟却永远是不会毁弃的。瓦釜以为超过黄钟，实际上只不过在为黄钟作义务宣传而已。

　　鲁迅先生的《春末闲谈》是一篇有名的杂文。开始叙述细腰蜂捕捉青虫，扼杀生命，被老前辈们传为“美谈”。接着笔锋一抹，作者将这种行为比之为人类社会中统治阶级对人民施行的麻痹术。而进一步通过历史事件的音”析说明这种麻痹术是不能奏效的。最后借《山海经》里的传说作为结束，即刑天没有脑袋依旧在“执干戚而舞”，还是“不肯去兮”。

　　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揭露当时(1925年)统治者施行的愚民政策，宣告愚民政策必然破产，预不人民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在文章中作者时而以物为喻，时而以古喻今，生动形象，诙谐幽默，既给人以启不，又给人以鼓舞。行文借譬暗说，嬉笑怒骂，形象地描绘了反动派的本质和丑恶嘴脸，使人久久难忘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也可看出暗说在使用上的一条规律，那就是在不便直说的特殊条件下才使用。韩愈面刘们己同情的董邵南和对唐胡的忠诚，直接阻拦董生；不让他去不行，鼓励他去投不义之邦也不行，所以只好暗说；在《杂说四》中，包含了自己对胡廷在用人问题上的不满，也不好直说；《杂说一》、《获麟解》含有对皇帝的批评也不好直说；鲁迅用战士和苍蝇比喻革命者和反动派，在国民党统治下，也不能不这么做；《春末闲谈》的写作同样是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所造成的。可见，暗说是在不能公开说的情况下采用的。所以，我们在采用这一方法时，应该注意条件和环境。这并不是说这一方面不好用，而是说要看对象，要掌握好分寸。在学术论文中，对些不同的观点的批评，也并不是都采用明说的，有相当数量的是委婉含蓄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