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层次――包括家具、住房、庭院等元素;

　　城市层次――包括建筑、园林、街道广场及其它城市设施等元素;

　　区域层次――包括城市本身及周边的自然、乡村等元素。

　　这三个层次既相互区别，又是紧密联系的，其中城市是核心层次。向下解析出“家庭”层次，向上将城市与周边的自然、乡村联系统一为“区域”层次，极具中国特征，原因在于：

　　一，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对中国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乡村社会一样，中国传统城市中的家庭集生产、生活功能于一体，同时负担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等其它多种功能，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小世界，构成相对独立、封闭、完善、自我存在的“人居环境”实体。

　　二，作为统治中心，中国传统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在经济上则依赖农村，以广大的农村为生存基础，离开农村的支撑，城市一天也不可能存活下去。所以在发展的初期，中国传统城市的规划建设就具有朴素的、但却是明确的区域意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区域意识一直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优良传统。同时，特有的哲学思想和观念意识，又使城市建设十分注重与外在自然的配合，追求区域生态上的平衡，早在先秦时代的言论和规章制度，对此就有多种反映。

　　3·3 多侧面的全方位研究

　　人居环境科学关注着所有对人类聚居地发生影响的外来因素，也关注着人类聚居地之内的方方面面。它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为核心，研究范围涉及土木、水利、地理、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经济、社区、文化等各个方面。吴良镛先生将其归纳为五大系统：居住系统(shells);支持系统(networks);人类系统(man);社会系统(society);自然系统(nature)。

　　这几个系统又可进一步进行子系统的分解。

　　五大系统的划分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城市，是指导研究的纲领。接下来，需要针对中国传统城市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认定各个系统的组成内容，也就是各个子系统和组成要素，从而明确研究的对象及方向。

　　目前建筑界对中国传统城市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单一性或曰片面性，即注重物质视野而忽略了人文视野——注重城市的物质元素、平面布局、形态结构等，忽略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更勿论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3·4 秉承“融贯”的学术研究思想

　　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不意味着内容的分解隔离，反倒更要增强“全面、综合、系统”的意识，即贯彻“融贯”的学术研究思想。融贯需要在两个层次上进行：

　　一、学科外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与历史学、自然与人文地理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贯;

　　二、学科内部——把分解了的城市研究的各个方面统一起来，建立内在的有机联系。

　　多年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对中国传统城市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董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1989)、贺业钜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1996)、吴良镛的英文版《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纲》(a brief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planning，1986)，注重城市的规划原理、物质形态与结构方式的分析。

　　汪德华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集中论述了古代城市规划演变过程中科技文化思想的作用。

　　宁越敏等的《中国城市发展史》(1994)、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1994)相对更多地涉及到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

　　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993)考察了古代城市的平面格局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

　　吴刚的《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1997)以及湖南出版社的唐、宋、元、明、清城市生活长卷系列丛书(1996)考察了古代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

　　吴庆洲的《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1995)是一项极具价值的专项成果。

　　集中以都城为考察对象的有叶骁军的《中国都城发展史》(1988)、丘菊贤和杨东平的《中华都城要览》(1989)、李洁萍的《中国历代都城》(199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