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注册建筑师经验交流-作为传播媒介文本的建筑

　　从传播结构的角度看，建筑师可以被看作传播过程的初始阶段，也就是传者。他通过将一些能够解读的具有意义的符号，进行建筑装饰化的处理，也就是传播学所谓的编码的过程，进而将建筑物本身文本化。在创作建筑物的同时实现了传播的意义编码和信号的发出，乃至于媒介的建构。其实建筑评论家和观赏者对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评点，其基础也就是对相同实践功能的不同的装饰的解读，风格就是这样被框定的。许多建筑师都碰到了在他们的结构上附加易懂符号的要求，如在医用建筑上加上医神的墨丘利节杖标志、剧院加上奥非士七弦琴标志。他们希望给建筑物一种能够自我表达的形式。正是这些装饰符号，成为了传者和受者之间信息沟通的媒介，使意义的传达和接受成为可能。
　　我们很容易就认出哥特式建筑，是因为它普遍的实用飞券、尖拱和加勒穹顶；我们知道有忍冬草叶的柱子是科林斯式的，有盘螺的是爱奥尼式的；屋顶有藻井图案的一定是中国皇家的建筑……我们借以论证判断正确性的例证无一不是装饰性的。同时这种装饰性编码还遵循着“因袭创新性”原则，梁思成曾谈到，在艺术创作中，往往有一个重复和变化的问题：只有重复而无变化，作品就必然单调枯燥；只有变化而无重复，就容易陷入散漫凌乱。在有“持续性”的作品中这一问题特别重要。其实这种重复中有创新的原则也是传播解码规律的要求，人们亦可根据既往的经验对建筑的功能进行判断，以实现功能的区分，这就要求“因袭”在缅因州或是新墨西哥州，杂货店大多用鲜黄色来装点，另一些公司则把所拥有的快餐厅内部搞成都铎式，甚至每一个“一角钱”商店都是朱红色的；但是同类的建筑每个个体之间的进一步区分却是要求有创新的变化。这样破译的编码才会准确而丰富。
　　所以建筑传播所探讨的重点自然也应该是各个建筑的装饰性，但是作为一种时间媒介，建筑却又有着它自身独特的传播模式。
　　三、建筑独有的文本传播模式
　　建筑是一种时间媒介，它必然要经历历史时间所附加的文本信息，作者试以图示的方式形象的说明，建筑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兼容的特点。
　　可见任何一个独体性建筑的产生无疑首先要受到它所诞生之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影响，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制约，正是这些或形象或抽象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建筑师的设计，所以对建筑文本的考查可以为多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作证。例如罗马广场上的提多（Titus）拱门，是为庆祝并记录罗马太子于公元七○ 年洗劫耶路撒冷而建造的。中国的长城是为了抵抗匈奴人进攻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北宋卞梁城在《清明上河图》中的喧闹……这些讯息有效的影响着建筑师的创作。建筑在传播符号学的认知当中属于“再现媒介”“再现符码”的文化符码系统，建筑师通过自己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感知，运用自身民族、文化、美学、约定俗成的涉及符码去制造文本，其实质是建筑师将自己的价值观与社会文化通过建筑文本进行文化联系与传递。同时建筑师还必须将其所处的历史断层，用建筑的语言传达出来，来表征一个时代的特点。
　　但是建筑不属于即时消费的媒介，时间媒介的特点注定了它在表征了一个时代之后，继续讲述后来的故事。经过诸多的相关的文学加工和政治历史变故的修饰，建筑通过它的不断的被改良和被修缮，乃至于被重建，成为了受众解读的二度文本，让人们进行二度解读乃至于依次类推的n度解读，后来的意义也许都不是建筑自身的文本内涵，那是复合了许多其它媒介形式信息的复合式解读结果，例如书籍、图片、广播、电视等媒介参与的综合性解读。
　　以长城为例，最早对于它的解读应该上溯到战国时代，始皇将几国的长城连为一体，那是军事的屏障和国威国力的象征，还有民间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凄美的故事来丰富着人们的体会和联想。后来的汉朝、宋朝乃至于明朝意指都没有停止对长城的修缮，而这每一次的修缮又都因由着或欣喜或悲伤的背景。长城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华历史文化的一个大地符号，一种民族气节的象征。人们可以从文学和历史的多种记载中勾勒它的形象，也可以怀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念亲身去体会它的壮阔，也可以从广播、电视、网络中搜罗各种各样关于它的信息，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几千年的历史赋予了长城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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