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规划指国家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对一定时期内乡村住宅、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在用地布局、建设要求等方面的部署、安排。

　　乡村规划是随着城市规划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城市规划起源于19世纪末西方国家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过程中，为解决由于人口激增及贫困而出现的各类问题，英国自19世纪起开展了公共卫生改良运动，学者提出了“田园城市”的口号，出现了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社会改革方案，但起初的改良运动还停留在学者及民间组织主张和呼吁的层面。1909年，英国制定了《住房与城市规划诸法》（The Housing，TownPlanning，etcAct），授予了地方政府编制和用于控制新住宅区发展规划的权力[1].自此，城市规划从以往作为民间团体的倡议性活动发展成为政府的一项职权，走向了法制化的道路。1932年英国《住房与城市规划诸法》修改为《城乡规划法》，把乡村土地纳入了规划范围;1947年修改的《城乡规划法》将城乡用地作为整体，对城乡土地进行统一规划。乡村规划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纳入了法律的调整范围。

　　基于城市与乡村在空间用地布局方面的协调性和不可分割性，各国规划法一般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城市规划的基础上，将乡村规划纳入调整范围，形成覆盖城乡的规划法典，以统筹城乡发展，更好地发挥规划的作用。如德国的《建设法典》、新加坡的《规划法令》、韩国的《国土建设综合规划法》以及马来西亚的《城乡规划法》等，为统合城市土地与乡村土地，确立了不同层级的规划，形成统一的城乡规划体系。

　　我国的乡村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始于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设了乡村建设管理局，负责指导和协调全国农房建设工作，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成立了乡村建设处[2].但是这一阶段的乡村规划管理工作缺乏法律的规范，只停留在政策性的行政管理层面。直到1993年国务院发布《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乡村规划建设问题，乡村规划制度在我国才有了法律依据，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

　　由于《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是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与1990年实施《城市规划法》相比，前者的效力位阶低，且其对乡村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等方面的规定较为原则、笼统，这就造成了乡村规划和城市规划脱节、分立，乡村规划可操作性差的局面。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居住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7年10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二、乡村规划的法律性质

　　对乡村规划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涉及到两个层面:行为意义上的乡村规划和结果意义上的乡村规划。前者指乡村规划的制定主体依据法定程序编制、确定、实施乡村规划的过程，即乡村规划行为;后者指乡村规划制定主体所编制、确定的文本形式的乡村规划，即乡村规划的内容。

　　（一）行为意义上乡村规划的法律性质

　　行为意义上乡村规划的法律性质指乡村规划在法律上属于何种类型的行为。作为一种新兴的规划类别，学界少有对乡村规划行为法律性质的专门探讨，而是将乡村规划（或城市规划）作为行政规划的一个下属概念，着重研究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对于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目前学界有行政立法行为说[3]、具体行政行为说[4]以及具体区分说[5]等几种观点。

　　由于行政规划的领域非常广泛，其在制定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论述行政规划的性质，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涉及到乡村规划这一具体类型，笔者认为应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乡村规划的编制、确定以及实施过程对其法律性质加以考量。

　　首先是乡村规划的编制、确定过程。我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乡村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为乡镇人民政府，并由乡镇人民政府的上一级政府审批确定。可见，我国乡村规划采政府部门组织编制、审批确定的模式，是政府部门的职权之一。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一些国家采用由代表市民利益的非政府组织确定规划的模式。如在美国，地方市镇设立的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城市规划委员会享有规划的确定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