辇毂(nian gu)之下，谓之诰穰，万国骏奔，四方繁会。此地比为藩翰(藩，屏障。翰，通“干”。栋梁)，近建京都，人物喧阗(tian)，闾巷隘狭。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近者广开都邑、展引街坊，虽然暂劳，久成大利。[17]

　　这种种混乱的局面，应该说是自中唐开始蓄积，而后在唐亡宋立，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中爆发，城市无暇治理的结果，而至少在唐亡之前，已大体形成了。

　　三侵街这样严重，坊墙肯定破坏不堪。市场也不再受局限，开始在有利的地点滋生。城外的草市是一方面，再从王建诗句“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8]看，汴河东、西水门和沿河桥头都是热闹的市易之所。这里所说的汴河东、西水门是指唐宪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宰相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期间修建的汴州城东西水门，也就是北宋时东京里城的汴河水门。汴河在汴州城内由东而西蜿蜒而过，这些市所即使不连为一体，也会在沿河方向或垂直于河的部分街道上，表现出片断的街市形式。

　　后周世宗柴荣面对市坊驰坏，侵街严重的现实，虽以强硬的手段予以整治，但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承认居民面街而居合法化。因此在扩展街道时，“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19]。

　　现代学者认为，这种沿街的住户当然是当街开门的，就是在门的两侧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显然是一种新创的街道制度，是适应里城街道上已经出现的具体情况的顺水推舟之作。坊墙，至少是主要街道的坊墙已不复存在了，而且两边各让出街道宽度的十分之一，调动居民种树、掘井、修盖凉棚，一方面美化街景，另一方面以此防止再发生侵街的行为[20]。

　　在新修的外城中，索性不再象隋唐长安那样先筑好“坊”和“市”的围墙，然后把住宅造于“坊”中和商店造于“市”中，而只是放好街巷红线，划定一些特殊建筑的地段，即听任百姓随便营造。这就是显德二年四月柴荣下令别筑新城时诏书中所说的“其标识内，候官中劈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在叙述这一诏书时也说：“其标内，俟(si)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

　　随后，又许居民临街开店起楼。这是显德五年大浚汴口之后的事，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接待客商的邸店，接待大批涌入的商货，以适应众多居民的生活需要;二是增加都会的壮观。沿汴河如此，沿街道当然也可照此办理，大将军周景威在宋门内率先所造的十三楼就是南临河，北面街。《梦梁录》卷一六《酒肆》在解释酒楼前排设红绿杈子，挂栀(zhi)子灯习俗时说：“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杈子原来是官衙前用来限制行人的设施，红绿杈子是设在宫城的正门前以限制行人的，这些茶楼酒肆该是临街开设，为欢迎皇帝游幸，于门首街前如此装饰，否则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也不可能被允许。

　　经过这样的变化，后周东京实质上已经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街巷”格局了。当时“街巷”这个名词已经很流行，曾任后周右仆射的王溥，写成于北宋初年的《五代会要》卷二六就有“街巷”条目。街巷上有临街店肆。按日本学者梅原郁的观点，这是唐宋街道变化的第一个阶段：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时间是从唐中期到宋初[21]。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市坊制度从松懈到濒于解体的阶段，为以后北宋时期在制度上街巷完全取代市坊奠定了基础。

　　北宋东京开封

　　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赵匡胤所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政权。“杯酒释兵权”，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有宋一代是中国文化史的颠峰时代。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