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强化控制，战国时期的城市产生了封闭的市场和坊里，经汉代的推广，封闭的市坊制度在全国沿用下来，迄隋唐之际发展到完备，城市商业活动及居民日常行为均受到其严格的管束。

　　然而市坊制度在它发展到高峰的时刻却随即开始了衰落，中唐以后，长安的坊市已经不能约束商业活动了。唐代宗时，人们就无视坊市的规定，“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1]。文宗时，长安的坊门出现了“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武宗即位时，敕“京夜市，宜令禁断”[2]，却未能奏效。

　　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于长安商业活动的兴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内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人口众多，仅有的东、西两市不敷商业活动的需要。所以早在唐中宗时，长安及洛阳两京诸市已往往在正铺之外更造偏铺，景龙元年(707年)虽下令禁止，未果。

　　由于长安东西两市周围的坊中有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居住，所以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渐渗透到这些地方。东市西北靠近皇城的崇仁坊，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故多修造乐器的商店，“昼夜喧呼，灯火不绝”[3]。平康坊是有名的烟花妓所，里边有“小铺席”出卖“草锉姜果之类”[4]。另外，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唐阙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条);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饮饣毕饣罗店，饣毕饣罗是胡人所食馒头的一种(《酉阳杂俎续集》卷一);宣阳坊有彩缬铺(《北里志》“王团儿”条);胜业坊有卖蒸饼的“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朝野佥载》卷五);永昌坊有茶肆，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新昌坊有客舍及“会饮”的“饮所”，升平坊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全唐文》卷七二七《养狸述》及沈既济《任氏传》);道政坊，常乐坊有酿酒店，宣平坊夜间有“卖油者张帽驮桶”(《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五);西市东南的兴化坊有“以贩缯为业”(《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无双传》);西市西南的怀德坊中，住有富商邹风炽“四方物尽为所收”(《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西京记》);丰邑坊“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两京新记》卷三)。在东都洛阳，修善坊有酒肆、车坊(《元河南志》卷一)，清化坊和殖业坊均有沽酒店(《朝野佥载》卷一、卷五)。

　　武则天时，已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李峤表文称：“坊为要冲，地当贵里，亩赁二三十贯，……夺其近市之门闾，生其破家之怨 ”[5]。德宗时，赦诏“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6]，予以了认可。坊市制度，几近驰坏。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左右巡使抱怨，有太多的居民不守规定，实际上已无法阻止了。

　　二类似情况在全国很多城市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扬州比较突出。

　　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杜亚任淮南节度使时，扬州城中“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7]，较早地形成了街市。唐人诗中有不少赞颂扬州街市繁盛的句子，如张祜《纵游淮南》：“十里长街市井连”;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华馆十里连”;杜牧《赠别》：“春风十里扬州路”等。其实，诗人们吟颂的十里长街是指扬州罗城中最繁盛的一条街市，准确的长度应为九里三十步，日夜暄腾，盛况可观。

　　至于汴州临街设店，坊市制度遭受冲击当不晚于隋。大运河开通后，紧临汴州的汴河西通东都洛阳，南达江淮富庶之地，是南来北往必经之水路，汴州成为连接中原与江南的交通枢纽，八方辐辏，商业发展堪与扬州匹论。

　　开皇中，隋文帝东封泰山回京，路过汴州时，“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吏”[8]。这里“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和“星居者勒为聚落”显然是整顿加强市坊制度的举措。看来之前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所以才引起皇帝的不满，令狐熙因治理得力被“称为良吏”。汴州市坊第二次受冲亦当在中唐前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