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所谓的中心并不一定是城市平面的几何中心，而是指与其它元素结构关系上的中心地位。事实上，中国古代城市宫城在结构关系上的中心位置与城市平面几何中心的重合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北宋东京可视为一个里程碑，明清北京是典型的代表。杨宽先生认为，西周初期东都成周开创了“西城东郭”的城市布局方式，影响之下，鲁国都城曲阜也是“坐西朝东”的布局，其后，以西为贵，将宫城设在城市的西部作为核心，东连大郭，“坐西朝东”，成为中原各诸侯国都城布局的共同特征，秦国都城雍也不例外，甚至，西汉长安也受到影响。再后来，曹魏邺城、隋唐长安演变为宫城位于城市北部，是“坐北朝南”的格局。

　　2·5·2 轴线的运用

　　在城市面积较小时，仅仅依靠宫室建筑本身的高大便足以控制全局，但当城市面积越来越大时，建筑高度不能无限增高，便需要在水平方向上寻求控制的手段，轴线便应运而生。从平粮台城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其两座城门坐落在南、北城墙中央，南城门发现有相对的两座门卫房建筑，已初显了我国古代城市中轴线布局的端倪。由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特征，以水平方向的发展为主，所以轴线在中国的建筑和城市中大量运用，技巧纯熟，贯穿于各个层次。

　　曹魏邺城的规划对后世影响至深，以至成了一种模式。其手法是将宫城正殿(文昌殿)的中轴线作为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以宫城前的东西大街作为全城的东西主轴线，在宫城正门前形成丁字相交的干道。这样宫城与南北、东西两条轴线成为整个城市赖以建构的核心和脊骨。围绕着核心，顺延着轴线，派生出方格网，官衙、庙社、宅第、市坊等以序各安其位，城市的形态格局油然而生。

　　2·5·3 分区与坊里制度

　　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战国时期的城市有明确的分区。《管子·小匡篇》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所以要按职业组织居住，《管子·大匡篇》明确规定：“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商近市”。

　　为了增强社会治安，许多国家采取了封闭的里制。《管子·八观篇》说：“大城不可以不完，周郭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周郭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可见里域的作用和周郭、大城一样是用于防范，不同的是周郭、大城用来攘外，里域用于安内。以后，汉朝在全国普遍推行里坊制度，遂使之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有制度，塑造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有形态。一直到北宋，里坊制度才趋于解体。

　　2·5·4 “城郭”之构

　　“城郭”一词道出了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的两大板块——“城”和“郭”。前引《吴越春秋》语道出了“城”、“郭”的功用，其后，它们的性质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城”为君主贵戚所据，“郭”为一般官员和民众所居。这两者自身及相互关系的演变勾画了中国古代城市总体结构与形态的嬗变：

　　西周的东都成周为“城——郭”相结合的布局方式，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都的实力，而后，这种方式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普遍采用，城或位于郭之一角，或位于郭中，或二者相对独立而并列。秦咸阳和汉长安的宫室散布，无明显的“城”与“郭”相区分;隋唐长安将宫室集结在“宫城”内，“城”在“郭”之北面;宋东京和明清北京“城”在“郭”之中央。

　　3 小结

　　原始聚落和初始城市，从在自然中安全立足到人群的阶级关系的确立和维护，生产、生活和政治、军事等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形态与结构特征。封闭性和内向性，中心、轴线、坊里、城郭制度等，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遗传基因，被后世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一套中国自己的完整而独特的规划体系。

　　蜀汉成都

　　蜀汉(221~263年)，是刘备(汉昭烈帝)建立的。

　　成都位于川西大平原上，四周有山，平时所说的“巴山蜀水”即是其特点。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秦汉以来，成都一直是我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四世纪，蜀王开明氏的后世从郫(pi)县迁都至今成都，“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太平寰宇记》)，成都之名沿用至今。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灭蜀，遂置蜀郡。据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纪》载，张仪筑成都，周围十二里，高七丈。仿咸阳建制。商业繁荣，甚于魏都。城有少城和大城。张仪筑城奠定了成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