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明晰性。表现之一为功能分区明确。生产与居住两大功能区明显分开。在作为食物圈的生产基地中，除了农耕及渔猎畜牧外，另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制作陶器也在这里进行。中心居住区以大房子和居室为主，满足个人起居及公众事务活动，另有贮藏粮食物品的窑穴及家畜圈栏等。明晰性的表现之二为布局结构上的层次分明，清晰严谨。居室以大房子为核心组成各个组团，各组团又以中心广场为核心组织在一起。

　　其二，向心性。空间布局显示出明确的向心性。有大小二级中心，一级中心为中央广场，二级中心为大房子。

　　其三，封闭性。壕沟、土围、栅栏等围护结构将整个聚落围护起来，抵御野兽的侵袭。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墙可能就是从这些原始的防护结构演变而来的。

　　其四，均质性。均质性主要是指各氏族组团在房屋等级、体量及规模上的大体相当，不存在控制整个聚落的高等级、高规格的实体形象。

　　2 初始城市

　　《史记·五帝纪》：“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句话暗含了中国城市起源的线索。一方面在时间上中国城市的雏形大概产生在父系社会的后期，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另一方面远古城市是在聚、邑的基础上演进而来。

　　2·1 阶级的萌芽

　　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已是古代我国从氏族制度向奴隶制度转变的时代。其时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生了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剩余产品开始出现。氏族集体公有制经济逐渐让位于父系大家族私有制经济。由于私有制的形成，氏族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开始分化，出现了因财富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部落首领渐渐成为显贵，拥有支配氏族部落事务的权力，是左右部落的政治力量。大量墓葬考古发掘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阶级分化。

　　分化不是平静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尧舜之争可以说是阶级萌芽时氏族内部争斗的典型缩影。

　　2·2 战争、联盟与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相邻的部落之间相互结盟，形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突破了传统的血缘观念，以地域规律进行组合，地缘政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得我国古代社会组织向更高的层次迈进了一大步，“实际上已进入由氏族机构过渡到国家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了”。

　　由于各自发展的矛盾，各联盟之间战争频仍。从黄帝与蚩尤之战开始，暴力已随历史的发展全面登场，一切为己的征战局面代替了以往和平共处的太平盛世。《吕氏春秋·召类》谓：“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说的是尧对南方部落的战争。

　　在激烈的流血争战中，需要统一的意志和行动，需要组织的健全，这样，联盟首领的地位日渐突出与加强。“舜面南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阶级分化日趋明朗。传说中的五帝乃至夏代祖先禹，大概都是些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内部的组织与制度建立起来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兵甲，故时变也”。

　　总之，随着社会的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产生，氏族内部分化裂变，部落联盟相互征战，在诸多相互关联的时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构，君主、阶级、进而国家诞生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

　　2·3 “城”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如果说人类成功地实现定居是完成了对自然关系的调整，那么，现在的所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新的关系以等级、阶级代替了平等，社会结构由平面形态转为金字塔形的立体形态，统治人物位于塔尖，君临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