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在居处形态上，主要是“城”的出现。《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现今，学术界多以此解释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据此认为构筑城墙是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最早的工程行为之一是合乎道理的。城的基本功能首先是防卫，如同它的原始形态——壕沟、栅栏、土围等一样。但城墙决不仅是简单的军事防御工具，在它出现之时就是一种符号，很可能就与政治上的身份、地位、等级规范等联系在了一起。《淮南子·原道训》把鲧为尧所杀与鲧筑三仞之城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城墙的政治符号意义一直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在周代形成严谨的体系。

　　2·4 “城”是地域的景观中心和社会的权力中心

　　城一般是由邑群的中心大邑发展而来，称为都，又可称国。其它的邑则成为它的鄙。国的规模大，再加上城墙的突兀高起，明显成为聚落区域的中心，从而改变了邑群原有的结构方式，从多点平等的无序分布变为中心控制的向心格局。

　　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运作方式变化的形象反映。针对当代城市消解扩散的情形，刘易斯·芒福德在谈到最初城市的逐步形成时说：“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中，情形恰好相反：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implosion)。社区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现在却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就连自然界的伟力，现在也开始处于觉醒的人类的指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象一架机器般地行动起来，开凿灌溉渠道、运河，构筑城台、宝塔、祭坛、庙宇、宫殿、金字塔，其规模之大是以前不敢设想的。……城市便是促成这种聚合过程的巨大容器，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

　　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于君王之手，即王权制度的形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关键性的参变因素。如果说先前分散的村落所有的要素及构成方式主要取决于生存、生活的自然需要的话，那么到了如今，到了城市中，一切则很大程度上受着君王个人意志的支配。

　　2·5 王权利益和城市形式

　　君王的首要关注是统治地位的稳固，各项制度及措施的建立都以此为出发点，在城市建设上也不例外。对外以坚固的城墙为屏障，对内则以一系列的规划布局手法建立规范的秩序，树立王权至高无上的形象。

　　2·5·1 中心的建立

　　分析历史，追求官方建筑体形的高大应该是王者树立形象最早使用的手法，基本手段是高大的建筑台基的使用。龙山时代是后世高台建筑之滥觞时期。台基的原始功用是防水避潮，但在阶级日渐分化的时期，只有统治者才能集中大批的人力物力大事兴筑，因而成为宫室建筑与普通民宅重要的区别，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如平粮台、王城岗、煤山等遗址建筑遗存表露的那样。以高示贵，在后世建筑制度中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从《礼记·礼器》直到《大清会典事例》，都对各色人等的房屋台基高度有明确规定。

　　宫室建筑体量高大，再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城市布局的控制性因素，其它建筑元素和城市功能区域围绕着它经营排布。《考工记》的“营国制度”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意向，可以视为战国时期一般都城布局的规律。考古发掘的春秋战国城市，如晋候马、燕下都、赵邯郸王城等，都是以宫室为主体布局的。《吕氏春秋》言：“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然后利用建筑和规划的各种手法，如除了高大体量外，还有特殊的形象、鲜亮的色彩，以及中轴对称等严整的组合关系等，将宫城塑造成城市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中心，城市以单核为形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