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病（Disease Diagnosing）与辨证（Syndrome Identifying），都是认识疾病的过程。辨病即是对疾病的辨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辨证是对证候的辨析，以确定证候的原因、性质和病位为目的，从而根据证来确立治法，据法处方以治疗疾病。辨病与辨证都是以病人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诊疾病，一为确立证候。

　　中医学是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强调“证”的辨析和确立，然后根据“证”处方遣药，施以治疗。但中医学临床上从来就少不了“辨病论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的概念尚未从病中分化出来，当时就是以“病”作为辨析目的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进行。如《内经》十三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其后，《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以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金元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以病为辨治目的的“专病”性著作，如刘完素的《三消论》、熊笏的《中风论》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辨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辨病”思维。如中医学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病等病的防治，也是基于辨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辨病思维与辨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的。但由于中医学对病的认识仍停留的宏观水平上，缺乏对其的细微机制的研究，没有从细胞和分子水平上认识疾病的病理机制，也不可能从细微结构的病理改变去认识其相应机能的失常，因而在西医学东渐之后，中医学的辨病思维受到很大的冲击，以原来的与辨证思维同时应用，并驾齐驱，变成基本上被淘汰的地位，而辨证思维因是中医学所特有的，反映了中医学的诊治疾病的特色，故得以迅猛的发展，成为中医学诊治疾病思维方法的主流。

　　一般认为，中医学的辨证思维起于张机的《伤寒杂病论》（即现在所见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并以六经辨证辨析外感热病，以脏腑辨证辨析内伤杂病，构筑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但张机所说的“证”，是与“脉”相对而言的。“证”即是“证据”，与“脉”都是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是辨证或辨病的材料和依据，而非现在《中医基础理论》教科书上所说的辨证结果的“证候”。自张机之后，辨证之“证”基本上都是指“症”而言，中医学所说的“症”，包括症状和体征。我们现在所用的《中医基础理论》（包括五版教材和规划教材）中的“证”，是指“证候”而言，即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一组反映疾病阶段性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所组成的“证”。但在中医临床的一些课程的教科书中，“证”仍然是指“症状”和“体征”而言，辨证论治仍然是辨析症状，随证加减也仍然是根据“症状”权衡药物的应用。“证”由“症状”转为“证候”，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实际上是近几十年的事，可能得益于一些医学家，主要是一些西学中的专家，进行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现代研究之需要。为了研究某个病的中医学的辨证治疗，研究某种病的不同证的内涵，或多种病的相同证的内涵，就必须对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作一客观认定，从形态和机能两方面的改变作出评价，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因而证作为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本质的概念便产生了。毫无疑问，证的这一概念的应用，对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疾病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中医学证的现代研究，可能是中医现代化的突破口。

　　辨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诊断疾病的过程。虽然中医学也讲辨病，但由于中医学对疾病的病理机制和确切病变部位的认识没有现代医学深入和细致，现在诊断疾病一般不再用中医学的宏观辨证思维，而用现代医学的微观分析方法。也就是通过望、触、叩、听来采集有关病变的资料，并作相应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检查，然后分析综合所有的有关疾病的材料，依据病人的典型症状，参以各种检查，最后作出有关疾病的诊断。如果就收集的资料还作不出确切的诊断，就要再作进一步的检查，乃至运用治疗性诊断等方法，以确定诊断为诊病之目的。疾病的诊断确定后，就要根据“病”来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适合用药治疗的则用药，适合手术治疗的则用手术治疗，适合支持疗法的则采用支持疗法。某些病也可以用有特异性治疗作用的中药单方或复方治疗，如疟疾则可用常山治之，痢疾一般可用黄连、三颗针等治之，急性阑尾炎（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等。以一方一药治疗一种疾病，虽然中医学在用，但不是中医学治病方法的主流，因其不能反映中医学治病的特色——辨证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