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必须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下来，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之源，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没有继承，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将得不到延续，也就无从谈创新发展；即便是创新，也不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但若没有创新，则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就得不到更新和发展，自然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确实操作好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是关系到中医学前途的大工程。

　　1.继承性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中医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史表明，无论是医学理论的进步，还是临床诊治技能的提高，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及对人体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后世医家在继承前贤理论、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不断创新，而丰富和完善起来的。

　　《黄帝内经》的成书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但《内经》一书，即是在汲取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形成的。据考据，《内经》一书所引证的古代医著就有二十余部。如《素问。玉版论要篇》说“《五色》、《脉要》、《揆度》、《奇恒》，道在于一。”马莳注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俱古经典名。”顾观光亦云“马注‘俱古经典名’，其说是也。”（《素问校勘记》）

　　《内经》以降，历代医家多宗《内经》之旨，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如《难经》在继承《内经》经络学说的基础上，对奇经八脉的循行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并指出了“奇经之为病”（《难经·二十九难》），发展了《内经》经络学说的理论。

　　汉代张仲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联系自己的临证经验，“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伤寒论。原序》），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金元四大家，在继承《内经》及前人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气候特点，以及各自的临床实践，各立新说，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明代医家赵养葵，根据《素问·灵兰秘典论》中“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一语，进行推论，认为人体十二官之外，别有一主，“愚谓人身别有一主，非心也。”命门为十二经之主。“创造性地提出了肾间命门说，发展了中医命门学说。

　　温病学说的形成，亦是在继承《内经》、《伤寒杂病论》以及金元医家等关于“热病”认识的基础上，由明清医家结合各自的临床诊治经验，不断总结、归纳，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中医学发展史是一部不断继承创新，由此推动中医学不断前进的历史。可见，继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突破与发展，继承则是对创新的扬弃与延续。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和发展。没有继承，中医学不能延续，创新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中医学将无以发展，只能循环往复，停滞不前，只有充分的继承，才不致割断历史；而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地推动历史前进。

　　2.科学评价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对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主要有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念等。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历史地位，对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更新和重构，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