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并非完全没有办法，为避免社会矛盾，退出并不一定局限于搬家的方式，也可以随着承租户收入状况的改善，不断提高租金的标准。这种方式目前在厦门、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开始操作。比如在厦门，承租保障房的住户按市场租金甚至高于市场租金的标准交房租，政府则根据家庭收入水平不同，分别给予不同比例的补贴，收入越低，补贴越高。一旦承租户不再符合条件，直接停止发放补贴，租金杠杆自然会让承租户权衡，直至退出。
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实物的方式建设，以补贴的方式租赁的保障模式，结合了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两种模式的优点。同时也意味着政府既要投入建设资金，又要投入补贴资金。在厦门这样财政比较宽裕，人口少、保障对象人数也少的城市可以实施，对大多数城市，要做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洪玉：当入住家庭的收入提高而不应该继续享受政府保障时，难以及时退出，这几乎是所有国家公共房屋面临的问题。解决办法也是各种各样，有的国家和地区采用退出激励方法，比如鼓励租住廉租房的家庭优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有的规定保障对象需隔年申报收入，超出标准后需加倍支付租金甚至解除租约，而采用欺骗手段获取保障性住房时要追究法律责任甚至判刑等。
不过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很难彻底杜绝不能及时退出的现象。国际上对公共住房的退出管理，越来越倾向于采用退出激励方式。
三问：
退出如何实现“软着陆”
编辑：保障房如果被收回，住户怎么办？在一些大城市，即使收入小幅度提高，要按照市场价格自己来解决住房还是比较难的。从保障房退出以后会不会成为新的“夹心层”？
李刚：考虑到保障房一般涉及低收入群体，广州市住房保障办表示，初步拟定在过渡期间，临时为被处分的保障房家庭提供一处中转房，居住时间若干个月，不过面积比正式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要小，甚至无独立的厕所和淋浴间。
王炜：目前我国住房保障的覆盖面还很小，处于起步阶段。首要问题还是如何扩大保障范围，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因此在设计退出机制的时候，也必须充分考虑到，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不稳定，很可能再度返贫。因此必须留出一定的余地，而不是收入状况稍有改变，就把人“赶走”。
现在一些城市在退出时限上给予低收入家庭“延长期”，就是比较人性化的方式。北京、常州等地规定，承租家庭不符合承租条件但暂时不能腾退房屋的，可以申请6个月左右的延长期，延长期内租金不再享受优惠或补贴。这样，即使情况发生变化，也有周转的余地，不用折腾低收入家庭频繁搬家。
此外，建议各地加紧制定低收入家庭的认定方法，不要以某一个时点的收入来认定，而以一个时期的状况来认定。比如家庭收入提高，如果能持续一到两年，再确定其脱离低收入家庭。总之，一切住房保障的政策，都应该以保障对象的利益为第一出发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