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关于城中村的连续报道引发了我对这一问题持续深入的思考。陈宏先生《城中村并不是深圳的耻辱》一文，说出了城中村存在的合理性。但最后的结论是矛盾的：“城中村全面改造……自然属于毫无异议的选择。”既然城中村对深圳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其发挥的作用仍然巨大，为什么非要“改造”它们不可？

　　改造争议折射社会进步

　　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中，各地(包括深圳)城中村改造争议，也是公民权利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30年前，城中村改造根本不是问题，政府想占哪块地，哪块地上的农民就得走人。甚至到了1988年，官方单方面宣布特区内农村规划红线内私人宅基地属于国有，深圳居民谁又敢说个“不”字？恐怕只有那些人在香港家在深圳的港人，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进行申诉。只有在今天，私有财产重新受到法律保护、公民权利意识重新觉醒，“城中村改造”才是个问题。表面上看，城市发展的进程变得困难了，而这种现象的深刻内因，却是整个中国政治环境的改善。

　　四大追问需要正面回应

　　城中村改造，在当今面临四大追问：

　　第一，为什么城中村一定要改造？现在说城中村改造，官方话语中都省略了主语。这个省略不是无意的。深圳这么多年来，凡是这种改造，一开始都遭遇了原村民或强或弱的抵制，显然村民并不主动想改造。以上的省略，其实是对原住居民权利的漠视。你可以说村民没有全局观念，但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谁能谴责他们“自私”、“短视”呢？想改造城中村的是政府，从改造中获益最多的也是政府和开发商，政府该以什么样的理由说服村民拆迁？这是理论上也是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第二，超四层碍着谁了？据说，以前有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上的建筑不能超过四层。我查过好些法律，并没有找到这一条。如果有的话，我认为也是不合理的。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强制规定不能超过四层，是不是有点机械呢？既然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是一项国策，我们为什么不容许农民在一块地上多盖几层，自住不完的可出租给进城的打工者以获得土地的酬报，却反而以这条红线压制百姓建房的积极性？难道我们不喜欢百姓有更宽敞的房子？从常理推断，只要不挨着高压线，不妨碍飞机通行，超过四层又如何？如果有那样的规定，我们也要审视其合理性。毕竟，过去的部门立法很难吸纳农民的意见，难免有部门利益在其中作怪。　　第三，“不美观”是城中村的责任吗？通常，人们都喜欢笔直的街道、整齐的建筑，而不喜欢杂乱。但这种审美趣味是不可以随便用到城市评价里的。只要我们走过一些国家并留心对比不难发现，在那些公权力过分膨胀的地方，就容易产生这种所谓宏伟壮观的城市；而那些具有保护民产传统的地方，则比较多地保留了旧式建筑、古老街道、历史陈迹。在罗马、巴黎、新德里都是这样。不可以公众利益任意侵犯个人利益，更不可以个人审美趣味强制拆迁。为了城市美观而改造城中村，我认为是一种文化暴力。如果老城区不便着手重建，明智的办法应该是另辟新区进行规划建设。现在深圳已经规划了多个城市中心，就是这个道理。说实在话，我也不喜欢城中村那些火柴盒一样的握手楼，但对所有者来说，这是成本最低的建筑。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拆掉，他们也只能这样了。所以这里面有恶性循环。如果私有房产神圣不可侵犯，一定有人愿意多花点钱把村子规划得好点、房子建得漂亮点。

　　第四，为什么开发商喜欢的地块改造的力度大？这些年被改造的城中村，都位于深圳的好地段。所谓好地段，就是土地的拍卖价格高或者建设的商品房售价高。渔农村、蔡屋围、岗厦是这样，现在的坂田也有那么点意思。那么，政府大力促进城中村改造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是为房地产开发铺路，可以说动机不够纯洁。幸好，渔农村、蔡屋围、岗厦都是开发商与农民交涉谈判，农民的房产、土地获得了市场价格或接近于市场价格，应该说比较公平。但这一模式不可能推广到全市去。那些冷僻的地段，开发商不会感兴趣，那么，以政府出面硬要改造，又是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