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情志致病特点　情志致病直接伤及脏腑，使气机逆乱，气血失调已为学者所共识，而对情志致病特点及伤脏偏颇各有见地，认为情志致病易伤肝脏者为多。鲁明源[11]认为，情志致病可急可缓，多为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志复合损伤人体，各种情志病证的发病具有共同的中介病机；情志病变可呈现气机紊乱、化火伤阴、形质亏损、痰凝血竭等不同的病理阶段，发病之初，即气乱失志，神明失守，使五脏功能紊乱，病变进一步发展，则致痰火、瘀血、气血津液精髓亏损等继发病证。徐志伟[7]通过大样本人群调查研究发现，脾胃、肝胆、心脑在情志致病中作用最为密切。程康林[12]等认为，七情过激既可影响气机又可损伤五脏，气动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阻于心之脉络，则可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乔明琦等[13]经对情志致病医案统计分析和情志致病方式流行病学调研认为，“五志伤五脏”模式不符合临床实际，多种情志交织共同致病和致病伤肝的概率更大，“社会事件”是形成情志刺激的始发因素。因此，提出“多情交织共同致病首先伤肝”假说，并进行了逻辑论证。李峰等[14]认为人体调节应激反应的核心是肝脏，强调在调节情志因素（心理应激）引起的各种变化时，肝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郭蕾[15]认为情志活动与肝关系密切，肝主疏泄与妇科疾病尤为相关，治疗时应首重调肝。汤朝晖等[16]认为，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角度，中医“思所伤”在七情致病过程中都处于一个中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在研究和治疗情志致病时对“思所伤”应充分重视。白正勇等[17]探讨脾脏藏情相关性指出，脾主气机之枢，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动中起着调衡作用。张宗芳[18]则指出肾虚是产生更年期精神、情志异常的根本原因。

　　1.2.3情志辨证徐志伟[7]认为“情志辨证”包括四要素：病因要素—为“喜、怒、忧、思、恐、悲、惊”七情之动；病位要素—七情内应五脏，“情志辨证”的主体思想是以五脏为中心、以机体情志变化为表象、将人体的情志活动与内脏关系相联系的辨证思维过程；病性特点—“七情”致病多因精神情志内伤而主要导致机体气机升降失常，脏腑功能紊乱，气血阴阳平衡失调的病机变化，“情志辨证”病性特点应结合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探讨。因此“情志辨证”的主体内容与精神情志活动密切相关，辨证要点可以精神性症状为主，不能以某一独立情感变化责之于某单一脏腑。传变规律—情志为患虽伤及五脏六腑，但首病在肝，传病在心，渐及它脏。

　　2实验研究

　　近年来，基于中医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结合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医学界开展了情志致病机理及中医药防治的实验研究工作：乔明琦等[13]通过多年从事肝藏象与情志致病机理探索，完善了“肝气逆、肝气郁”两证概念，建立了辨证标准和大鼠模型，首创经前期综合征（PMS）肝气逆、肝气郁两证猕猴模型，并以此为先导，开发国内首类治疗PMS新药“经前平颗粒”和“经前舒颗粒”均已获得国家新药证书、生产上市；严灿等[19-20]从肝入手，采用约束制动模型，对心理应激NEI网络发病机制以及调肝方的干预作用进行多方位的探讨提示：调肝治法方药对中枢多种神经信息因子表现出多层次、多靶点、多环节的调节作用；马渊等[21]从肾阴虚入手，观察六味地黄汤对悬吊应激小鼠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的变化的影响作用发现，口服六味地黄汤可显著提高小鼠下丘脑GnRH和垂体LH的水平，并降低血清雌二醇的浓度；韩娟[22]从心入手，以旋转、限制、拥挤的方法模拟情志刺激造成大鼠气机紊乱证，予舒心1号可使应激大鼠下丘脑内NE、5-HT、Ach的含量提高；梁尚华等[23]采用电刺激模型研究提示，具有健脾益气、化痰、温阳作用的中药复方可不同程度调整慢性应激大鼠HPA轴的异常。李杰等[24]以大鼠束缚水浸，模拟“七情不遂”的病因，论证了不良刺激导致气机紊乱与HPA调节紊乱相关。鉴于温胆汤在精神、身心类疾病的治疗中应用颇广，贺又舜等[25]研究提示，宁神温胆汤（温胆汤加味）可能通过改变脑组织单胺类、氨基酸类神经递质含量而起到治疗精神神经类疾病作用。王米渠等[26]通过对恐惧的整体行为、生理病理、免疫、生化、分子生物等多方面研究积累，已将“恐伤肾”应激研究推向情绪心理学、心身医学、基因心理学和中医心理学的研究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