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社会医药的起源，到战国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古代医药学家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并将此总结、升华，建立起一些医学理论雏形，为战国以后医药学的发展及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较深刻，并能为疾病确立专门的病名。《山海经》就记载了38种病，其中有固定病名者23种，并记载了动物药、植物药及矿物药共124种（薛愚《中国药学史料》，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早在殷商时期，药物就相当丰富，不但发明了酒及汤液，而且应用了治病的“毒药”。春秋时期，治疗技术也有所扩展。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缓曾说：“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说明当时攻（灸疗）、达（针刺）、药（药物治疗）已是医生常用的治疗方法。阴阳五行学说的萌生以及专业医生的出现，为医学理论的初步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和给晋侯诊病时提出“六气病原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用以解释疾病发生的原因，已勾画出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的雏形。因此，可以说这时的医学理论，已处于萌芽阶段了。

　　战国时期，由于专业医生如扁鹊等的大量出现，医学知识有了快速的积累。对疾病已有了一定的诊断方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说明“四诊”方法，这时已基本形成。治病方法也有很大进步，除发展了药物、针灸、导引等丰富多彩的治病方法外，还产生了利用情绪变化治病的精神疗法，《吕氏春秋》就记载了文贽用激怒的方法治愈了齐闵王的忧思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医学资料中，有一卷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103个病名，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并记载了药名247个，药方283个，说明战国时期的医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尤其可贵的是，该书记载了同一疽病，因证不同，治疗有别，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

　　医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客观上需要整理、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加之社会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古代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论理方法，因而在众多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写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