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的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知农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只是共同采集，成群出猎，过着“巢栖穴窜，毛血是茹”的原始生活。就在他们采集野果、种子和挖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植物而发生呕吐、腹泻，甚至引起昏迷和死亡。如误食大黄，引起腹泻，吃了瓜蒂引起呕吐;当然也可能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而使原来的呕吐得到缓解。人们就是这样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逐步学会了辨别药物的方法。通过无数次观察，口尝身受，实际体验，逐步认识了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有治疗作用，哪些植物对热闹台体有害，有毒副作用，并进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当进入的后期，由于弓箭的发明和应用，使在原始社会，人们狩猎和捕鱼时，也逐渐发现一些动物也有治疗作用。例如我国先秦时期有关地理物产的著作《山海经》中，有关治疗痈疽药物如何罗之鱼，“食之己痈”，有关防疫药物如青耕乌、珠鳖鱼、三足鳖，“食之可以御疫”的记载，就是我们祖先从动物食物中发现动物药的旁证。

　　在我国一些史书上，如《史纪纲要》中出现的“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中关于“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述，以及西汉贾陆的《新语卷上·道基第一》、任防《记巽记》中有关神尝百草的传说和古谚，虽属历史传说，但有其社会基础。可以说，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从客观上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鱼猎时代过渡到原始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神农”无非是这一时代劳动人民的代表;“尝百草”正是反映了医药起源于劳动实践的认识过程;“一日而遇七十毒”，说明我们祖先在发现药物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毋容置疑，神衣尝百草的传说，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艰苦历程的真实写照。

　　中药的发现和应用，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中药”一词的出现确是近代的事情。我国长期以来以“本草”作为中药的代名词。本草一词首见《汉书》。为什么以本草作为中药的代名词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药，治病草也。”五代时韩保异也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药最多也。”这就是说，虽然中药有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不同种类，其中以植物药最多，所以自古相沿袭，就把中药称为本草，同时记载中药理论知识的文献书籍，也多以本草命名。近百年来，由于西洋医药学的传入，为了区分两种医药学，始有中医、中药之称。

　　所谓中药，是指中医用以防病治病的物质，包括天然药及其加工品。

　　中药的应用既不同于一般天然药物，更不同于西药，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中药从采集加工、炮制、制剂到临床应用，都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的特色。

　　中药在我国的应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些知识由早期的口耳相传，习习相因，师学相承，到有文字之后，才逐渐出现了有关记载药物知识的专书。从秦汉时期我国出现了第一部中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以来，经过后世医药学家的不断实践，不断创新，涌现出大批各有特色本草学著作。这些著作是我国人民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古老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药做为防病治病有效武器长盛不衰的历史见证。中药的应用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如人参、鹿茸、附子、黄连、当归、大黄、甘草、黄芪等，都是驰名中外的药材，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还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地。据近代出版的《中药大辞典》所载，供临床使用的中药已多达5767种，医药部门统计，目前开发可供临床使用的中药已超过8000多种。中药的应用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使用方法，运用中药治疗疾病必须首先进行辩证，找出发病原因，抓住疾病本质，才能确立治疗方法，根据治疗方法，结合药性特点，遵循方剂组成配伍法度，才能筛选药物，组成方齐。前人把它概括为辩证求因，审因论治，法从证论立，方从法出。只有通过上述理、法、方、药完整的辨证施治过程，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中药区别于西药、天然药的重要标志之一。中药的应用还有着特殊的加工方法，这就是根据医疗、调剂、制剂的需要，对原药材必须经过挑拣修制，除去杂质及非用药部分，再切制成片、段、丝、块等不同形状的饮片，并通过蒸、炒、炙、煅不同的加工过程，才能入药用，这就是中药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应用，还要根据一定的配伍组合法度，采用复方用药的形式，制成汤饮酒露、丸散膏丹等多种剂型，以方便临床使用。然而无论是炮制还是制剂，也都必须在中医药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这也是中药区别于西药和天然药的又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