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尚光荣的旗帜。

二是把关心农民生活放在重要位置，毛说，“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在行动中，包括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都获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

三是让农民自我管理，农民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必然引发对政治权利的渴望，政治地位的平等不仅是农民经济地位平等的前提，而且政治权力的获得更是农民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有力保障。

四是用军队良好形象教育农民，在革命实践中，红军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良好形象，打破了******的反面宣传，农民拍手称颂：红军是真心为民众、诚心打天下的人民军队。

把威廉·普罗克特和毛泽东放在一起比较，似稍显“无厘头”。但是，这两位卓越管理者的行为，恰恰验证了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所说：“太多的管理专家将效率视为企业的生命线，陷入了唯理主义的泥潭，而迷信自上而下的集权和控制。但是，人的多样化和对自由的追求是天生的。企业和组织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制度框架，让每一个平凡的员工都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事情。”

此外，抛开组织的效率不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兼具悲悯之心，恐怕也是让员工对企业感兴趣的关键所在。伟大的作家雨果在其杰作《九三年》中说道：“在王权之上、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还有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一切老人对一切儿童应有的慈爱！”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雨果这一“警世恒言”，对沉迷于短期的效率和收益中的企业领导来说，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