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5）

　　当我决定辞去自己的全日制工作时决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性潮流的一分子。一次平级的人事调动伤了我的自尊心，并阻断了我的事业发展，这促使我放弃自己地位较高的职业，当然，就像面子扫尽的政府部长那样，我也掩饰说“我只想与家人更多的呆在一起”。

　　奇怪的是，大约两年半的时间我写完两部小说后，我这个被美国人称为“放慢生活节奏”的试验，却使我老掉牙的借口变成了现实。我已从一个“获得一切”哲学（琳达·凯茜过去七年中在《她》这本杂志所宣扬的）的狂热支持者，变成了一个乐于接受任何东西只要一丁点的女人。

　　我已经发现（由于压力过大，凯茜已多次公开宣称要辞去《她》杂志编辑的职务，在这之后她也许会有同样发现），放弃“忙忙碌碌”的生活哲学，转而过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生活所带来的回报，比经济成功和社会地位更有价值。什么也说服不了我回到过去那种凯茜所宣扬的、我也曾自得其乐的生活中去：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最后期限，可怕而紧张的办公室的争权夺利，以及因为时间有限连做母亲也得“高效率”所造成的种种限制。

　　在美国，摆脱忙碌，转而过一种简单、不大物质化的生活已成明确趋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放慢生活节奏”——在美国也称“自愿简单化”——甚至孕育了一个崭新的、可称之为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想简单生活的人来说，有许多很畅销的帮你轻松生活的自助书籍；有各种简讯，例如省钱简报，会给美国人提供成千上万条有用的点子去做事，从回收保鲜腊到自制肥皂；甚至还有一些帮助团体，帮人按90年代中期脱离传统社会的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在美国，这种趋势一开始是对经济衰落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出现于80年代后期缩小经济规模所引起的大量人员冗余之后——在英国，至少在我所认识的中产阶级的简化生活者中，这种趋势仍被认为与节俭政治有关联，虽然如此，然而我们有着不同的缘由去寻求使自己的生活简单化。

　　对我们这一代女性来说，整个80年代我们曾被迫忙碌地生活，90年代中期的简化生活与其说是寻求神话般的好生活——自己种有机蔬菜以及冒险制造有机蔬菜——倒不如说我们都认识了自身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