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中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诸多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还得检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执行一年来的得失，既要看到政策执行的积极效应，更不能忽视业已出现的负面影响。笔者曾在本专栏说过，由于中国与美欧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显著不同，各自走过的复苏路径亦大相径庭。但从经济政策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来看，中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框架，应急性色彩较为浓厚；而美欧尽管由于金融业受伤较深导致复苏之路道会更漫长，但其通过修复金融业的融资功能进而提升内生性复苏能力的路径，其在复苏的可持续以及减少负面影响方面无疑值得中国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复苏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亦要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总体而言，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假如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则中国经济又将面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风险。

　　可见，一年来政府在复杂国内外经济形势下驾驭宏观经济过程中，尽管表现出相当高的策略水准，但调控难度与压力也随之大增。除了危机的复杂性前所未有导致市场主体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失去了经验性的指标参考体系之外，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智囊现有的理论储备以及政策建议水平也明显落后于现实需求。老实说，现有的宏观经济学已越来越“不够用”，很难适应中国作为巨型经济体对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迫切需要。且不说去年9月以前，中国有关经济部门、主流智库以及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经济学家关于这场金融风暴对于中国经济影响的判断实在相当肤浅，就是在后来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形成中，来自经济学界的政策建议也未见有多少值得大书特书之处。某种程度上，最高决策者通过频繁而扎实的调研以及多年来形成的对经济形势庖丁解牛式的拿捏，是确保中国能够相对平稳度过本次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

　　谁都知道，经济政策有其内在的形成机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者，既不能停留在揣摩领导意图的御用经济学者层面，更不能固守书斋闭门造车，唯有以国际化视野和前瞻性眼光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审视经济问题背后的复杂原因，加强对经济政策与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的预先研究，才有可能拿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然而，这些年来，尽管国内经济学者在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建议方面已有了突破性提高，个别学者已能够在国际经济学语境下交流，也能跨情景学术对话，也有了林毅夫这样跻身国际一流学者行列的中国经济学家；但整体而言，国内宏观经济学研究鲜有突破性研究成果，表现在理论的应用方面相当苍白。某些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乃至前沿动态的学者们往往心为“洋”役，在将现代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始终没有找到有效契合点。国内占主流地位的宏观经济学因此无法跳开西方的范式约束。宏观经济学研究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较为严重的脱节现象。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决策者镜鉴往昔教训提高导调水准，也离不开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者理论储备的增加与预研能力的提高。中国必须早日形成能够有效指导经济运行的前瞻性宏观经济学。其实，在关于中国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解释方面，国内学者已有相当瞩目的进展。很多经济学家系统总结了中国经验，其中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研究渐进式改革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以及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开始反思他们原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态度，并进而思考究竟是什么机制造就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学者应以更严谨的态度与科学的精神，扎实开展研究，在掌握运用宏观经济学发展最新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的规律，科学总结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力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以期早日形成能够有效指导经济运行的前瞻性宏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