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在相同环境下，一些建筑作品证明两种原则都在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出现在1893 年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00年前，也就是20世纪初，当时，即使不是全世界的注意力，至少也是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地关注人类生活质量的新时代与新机会。当时的一些期望和预料可能与我们当前的一些观点类似，这些观点是涉及迈向新的千年，有关科学与技术的新诺言。

　　在寻找与新机会的精神相匹配的未来前景时，建筑师热情而同步地适应了新工业时代的新机器。他们的作品大多要求回到欧洲去寻找美国应当如何，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一切都能提供文雅的外表和辉煌与特权——因此创造出新古典的“白种人的城市”。

　　在大多数环境状况如此创造出来的时候，人可能会说，最后一个真正重要的世界博览会是当前职业、社会、文化价值和趣味的一面镜子。在这个群体中，有些人在建筑和活跃的新美国文化中寻求一条新的道路。遗憾的是，路易斯·H· 沙利文化创造的未来图景没有流行，他创造的文化隐喻也没有流行，而源自欧洲的巴黎美术学院派艺术风格却不断复制与折衷，繁荣了大半个世纪，并且对全球范围的城市与建筑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暂停下来，提出这个问题。“巴黎美术学院派风格的建筑师是否追随或领导了欧洲文化中心说这一文化价值观的移植？同时，如果沙利文的方法，也就是靠近自然与真实的方法流行起来，美国文化将会多么不同？”

　　尽管我们在哀悼全球城市建筑的“国际化”，走向后现代千篇一律的状况，尽管没有建筑师整体影响，许多世界主要城市给城市市民与众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提供了明显而自然独特的定义。伦敦是城镇或村庄的集中地，东京是无组织生活街道的有机场所，洛杉矶是汽车和非步行化街道系统，而非人性尺度的功能系统，多伦多是文化多样性的集中地——所有这些都在精神上决定（我坦率地承认，这有些过分简单化）城市或建筑群体的潜力，使之发挥特定文化价值的表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