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公共领域建设远远落后于当代的中国，为什么我们的建筑领域的建筑师还在不厌其烦地热衷于将更多的地盘进行圈地，而让它成为一种特权的地方，而且又怎么会将这种丧失公共理性的行为说成是生态城市的需要。这种建筑未来，如果它成为了一种未来模式的话，那我们的城市规划不但要让北京建了五环线后，还要将环线建到更远的乡村，因为如此众多的本土人和外来人都将这种生态作为他居住的理想，那肯定是乡村的城镇化。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在中国城市的高密度规划，然后尽量少占用耕地面积的生态主张。而且我们一直发现为什么当我们的政府所倡导的计划在专家那里从来就不通过争论去优化它的合理性，而是将它变成一句简单的而且又是顺从的口号，只要我们在建筑群中有一定面积的绿化，又不是水泥城市就认为我们达到了“生态”的标准，然后导致了“生态城市”的实现更破坏了我们整个生态的有序发展。当然用廉价的工业材料必然与生态材料格格不入，这就是为建筑的地方主义和自然主义所反对的，也是被喜欢赶时髦的建筑师，象张永和所热衷提出的，以至“生态”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建筑师那里又变成了他的一个说法和广告词，而不去追问这种“生态”的更深一层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的现状。这样，张永和所谓的生态概念就要受到更多的反对之声，因为它还不但是因为城市乡村化带来的用车量的增加的交通问题和能源浪费，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就象张永和那么陶醉在他的“土木”的概念中，就象“长城脚下的公社”的建筑，确实如张永和所提倡的那样实现了建筑在本土的“土”与“木”的概念，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一个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的国家，用木建房也就意味着要砍伐树木。所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要从如何禁止使用树木开始来重新护植我们的森林资源，而不是在如此紧缺植被的情况下为了一个简单的西方时髦概念，和国家意识形态所渲染的民族性去做违反我国生态现状的事情。同样，用土建房和用土烧砖建房，表面上是不同于工业材料的生态居住理想，但它的大量挖土烧砖也是以不符合目前中国的资源现状为结果的。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因为“生态城市”首先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生态问题，而不是一个社区的规划所达到的生态标准的程度，这是中国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毫不犹豫地反对建筑学界的那种现象：由90年代对自我建筑的迷恋而套用的海德格尔的一句话——“人，诗意地栖居”（后来变成房产促销广告语），到今天的“个人梦园”（这在现在也成了“长城脚下的公社”理想的实现），因为如果我们要讨论社会建筑，那就是注定了，再美丽的广告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拒绝的，因为正是现在的建筑师的“生态”观念才会让中国那恶化的“生态”更为恶化，尽管他们都用了“生态”这个理论来唱他们的赞歌。就象现在，我们的建筑学完全被展览所误导，以至于变得如此地本末倒置。也就是说我们到了要思考每一个建筑展所给中国的建筑学带来的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就象我在艺术界一直所从事的工作那样，而不是只满足于在建筑的国际展览中获得什么样的荣誉。因为我们现在身处于文化上的后殖民领地，我们的建筑象我们的艺术一样当进入国际交往秩序时就受到了西方的歪曲。这是我持续在批评的内容。所以在建筑界，我选择了张永和作为我批评的对象，从他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开始至今。而且我又是看着张永和如何从一个个人行为的“竹化”变成一个建筑学的成果，甚至妄想发展到建筑业而让它成为建筑业的“公害”的。也就是说，正是张永和具备了我所要批评的内容而使张永和成了我批评的对象。它也使我想到了整个中国的后殖民状况，因为国际舞台上后殖民已经害了不少的中国艺术家，而使在后殖民之外几乎找不到什么艺术家，那怕是做的不好的艺术家。而张永和也成了为西方策划的中国建筑师展览中的牺牲品，因为在艺术上我们还不可能如建筑上那样具有实证性，它往往被那层文化的烟雾弹所笼罩。这又是张永和的不幸，本来张永和不赶西方“东方学”规定的中国题材，而从事他在美国学习时的建筑研究和创作，那么他至少还是一个严肃的建筑师，不管这种建筑师做得是不是成功。但他现在用了中国“唐人街”文化的朽木为承重墙来营造他所认为的学术建筑，结果这个朽木承重墙不堪一击地使他的营造一下子倒塌为废地。到他回头再来言说他的“建构”一说时，又受到了朱涛的批评，就是那篇《“建构”的许诺与虚设——论当代中国建筑学中的“建构”观念》（注十）文章断了张永和在建筑学上的退路。但我还是想着张永和的问题，就象我还一直想着“从半岛出发”讨论会主持人，日本的建筑师矶崎新在听了我的发言后所发表的他个人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跟日本早年的时候差不多，以前在日本，就是西方认为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让日本艺术家照着西方人理解的日本去为西方做东西。然而随着日本的发展，日本开始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系统，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日本才有了自己的形象。所以矶崎新又说，中国的建筑问题看来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中国之外的人很难进入的领域。我想这些话对张永和是不是会有所触动，因为矶崎新的这番话也可以作为对张永和的批评，但不管怎么说，我在“社会建筑”领域的批评工作已经“从半岛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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