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育庆：我们的想法是，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加大改革的力度，通过改革，在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层面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我们还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尤其是在“三农”问题上。包括市领导也有这样的观点，“三农”问题是困扰重庆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央应该给重庆一些“资助”，或者加大就业培训力度，或者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这些问题上，包括在修路的问题上，适当给予倾斜。当然，我们要在农业投入制度上面进行一些设计，集中资源解决几件大事。

　　如果要了钱，但在体制和制度上又没有新的设计，那这个改革试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只有通过设计，形成一种新的制度，才能够推进改革，提高改革的效率。

　　在试点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就是土地。按照我们的设计，对农民进行培训，教农民上岗，然后出台公共服务，农民都享受城市居民的这些东西了，应该可以把承包地拿出来集中经营，但是目前在理论上农民可以不拿出来，很多人也不愿意这么做。

　　记者：对于重庆的农地入股，争议一直很大。

　　杨育庆：我们在国外看到，农村一个家庭有500亩地，几个人用电脑控制，需要时打电话给各种农业服务公司。如果长期每个家庭就是几亩地，那么，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永远都有这么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就需要用规模进行集约经营。

　　所以我们就开始考虑，比如说农民要外出打工，地可能就要荒了。因为现在国家不收农业税，农民经营土地没有成本。但是地不能荒，必须种；或者是你帮我种，能收800斤，600斤给你，200斤给我。这样客观上就使他的地不荒。

　　在制度上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把这些地全部变成蔬菜基地、果树林，搞规模经营，或者我租农民的地，付给租金；或者我没有那么多钱，但还想把农民吸引在土地上，那么就可以尝试承包经营权入股。

　　这些方式在广东等地区已经尝试很久了。我们这次在方案中提出，在风险可控、政府引导、信息公开的前提下，适当地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现在我们很多乡镇已经有好的做法，比如很多村里都有土地流转中心，对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土地进行评价、评估，然后带领农民和外面来的人谈。

　　记者：重庆这样的地区，它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广东等发达地区比是不是应该有所区别？

　　杨育庆：经济增长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现在我们看长三角、上海，它整个经济结构都比较成熟平稳，对发展速度的追求就不像中西部地区了。我们希望GDP增幅今年15%、明年16%、后年20%，东部发达地区是追求品质、追求档次，所以他们关注结构优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增长阶段的含义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单纯用规模去认定。

　　重庆将建立开放型经济

　　记者：薄熙来书记到任后带来了许多新的想法。

　　杨育庆：他跟我谈过，说重庆城乡统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市领导的想法是这个统筹必须有一个基础、一个平台。重庆东部相对比较落后，西部比较进步、发达，渝西地区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城市群。薄书记说城市经济要赶上去，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强大的带动力，作为城乡统筹的平台。

　　大家都知道，薄书记的资源是全球的，他来了以后，从世界银行到跨国公司，那些亚太、中东地区的总裁都到重庆来，他不断会见德国、美国大公司的巨头们，实际就是要掀起重庆在内陆地区开放的一个高潮。商务部帮我们签了一些协议，希望在内陆地区加大开放力度，引进国际大公司，集中精力建立开放型的城市经济。

　　记者：有什么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吗？

　　杨育庆：我们重庆的城镇不像北京那样连片，市领导觉得，一个县城、一个区政府的所在地，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功能，比如有一个像样的学校、医院、电影院或者是好的书店。

　　薄书记有一个观点：把城市的环境做好了，它就能够吸引人才进来。人才进来以后，会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出谋划策，实际上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反过来，城市环境不好、条件不好，资本来不了，人才也来不了。这些都是比较现代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