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券是最干净的财政惠民
在我们单位，每位员工生日前，都会收到领导签发的百元蛋糕券。逢年过节，不少单位也给员工发购物券，以冲抵部分节日福利。至于一些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逢年过节往往能笑纳整叠的购物券，那是方方面面的孝敬，祈求来年办事方便些。
总而言之，眼下市面上流行的购物券、代币券叫法各异，但代币购物或购买服务的功能大同小异，本文将其统一称作消费券。然而，消费券的发放者不同、享有对象不同，事情的性质包括所要体现的作用和起到的效果就会有质的差异。
12月12日，成都市政府宣布向全市城乡低保、五保及重点优抚对象发放消费券，受益面37万人，动用财政资金约3700万元。成都针对特定困难群体发放的消费券面值百元，对困难群体而言，凭此券能换回一壶油和一袋米，在这个“经济寒流”侵袭的冬天，体现政府——背后是社会对他(她)们的一份心意。
自东莞决定向本地困难群体每人发放一只千元红包(已发放完毕)始，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纷纷效仿。最新的实例，譬如广西也在前不久向全区300万特困群众发放每人100元或50元的红包，动用财政资金2个多亿。尽管红包和消费券补贴困难群众生活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成都发券显然比直接发钱要聪明和牢靠得多。相对于前期东莞派发红包引发的种种争议，成都发券广受舆论肯定。许多媒体在报道此事时配发评论，赞许此举利于拉动内需。我以为，拉动内需是客观的，但意义不在于此，而在于体现地方政府动用公共财政扶贫济困的意识在逐步增强，方法和手段在不断改进，这才是值得称道和期许的要害所在。
城乡低保、五保对象，平时就已纳入政府财政的关照范围，在民政和社保机构内有花名册。假如额外向这些群众派发红包，实际操作层面难免出现层层截留克扣或临时挪用的腐败现象，而消费券的面值及使用期限都是固定的，基本上能够堵死基层小吏从中雁过拔毛或临时挪用的漏洞，操作相对简单，监管成本较低，很值得各级政府在扶贫济困时效仿。无独有偶，近段时间，先后有韩国以及阿联酋等国家，分别对本国困难群体发放了消费券。这就说明，发消费券而尽量避免直接派发红包减少操作过程的行政成本(比如防克扣和挪用)，是各国各地区在扶贫济困中首选的普遍做法。
1999年至新世纪初，浙江长兴教育部门针对本地农村家庭，率先尝试发放教育券，面值200至400元不等，我曾陪周其仁先生数次前往当地考察实施效果。现如今，教育券在浙江各地早已成为政府针对个体教育扶贫的首选办法普遍施行，基本保证了有限的教育扶贫款不被挪作他用。从长兴教育券、金华技能培训券再到本次成都消费券，说明地方政府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事务层面，改良的意识在不断增强。针对国内行政运作时的各种弊端，人们往往从体制层面痛陈原因并抱怨改革难以推进，其实，深层次弊端虽一时半会难切除，但也不妨从能改的事务层面逐步改起来，就如剥笋，一层层地剥，剥到最后，不正是我们所想要的改革结果么?
扩内需，“消费”之腿不能短
2008年12月11日下午，成都市民政局宣布将拿出价值3791万元消费券，发放给全市困难群体，每人100元。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成都率先出招，扩大内需刺激消费 在节日来临之际给困难群体发放消费券，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消费动力，这是刺激消费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尝试，如果全国各地都能以这样的方式拉动内需，其力量不可小觑。
出口、投资、消费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持续了多年的出口拉动增长方式，已经到了休生养息、调整策略的时候。今后一段时间，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将转移到扩大投资和刺激消费上。
从中央提出“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十项措施，到目前地方上报的投资计划来看，投资这驾马车已经启动，未来两年投资的规模、力度将相当大。现在的问题是，仅靠投资拉动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力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出台相应的刺激消费政策，让消费这驾马车也迅速启动起来。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受到严重影响。日前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刺激消费的一揽子方案。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一消息的可靠性，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刺激国内消费是一件十分迫切的工作。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刺激消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国家出台相关的刺激消费政策，如上调个税起征点、提高养老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降低个人消费贷款门槛等，从宏观上鼓励和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各地政府结合实际，实行一些鼓励、刺激消费的具体措施，如给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对中低收入群体购房给予补贴等，从操作上树立人们的消费信心。
如果我们能够把投资与消费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双轮驱动”，那么，保持国内需求的持续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就会进一步得到激发，国内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增强，中国经济才能保持健康快速发展。
反方 普发消费券不符合国情
普发购物券的建议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香港《大公报》报道：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指出，中国应该和美国一起通过发放巨额购物券刺激全球经济计划，引领世界走出正面临的严重金融危机。具体来说，可以发放总价值为5000亿美元的购物券，有效期为三个月，消费者可在有效期内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这对穷人来说是很好的生活补贴，而零售商则可以用税票的方式进行提交，并且从中得到实惠。
虽然不排除蒙代尔有希望中国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多做贡献的“私心”，这仍是一个很有思辨价值和参考意义的建议。尽管政府向百姓发“红包”在东莞等地有局部实践，但全国普发，无疑是一个无法被采纳的思路。
有人戏言，组织一帮人挖坑，挖了填上，填上后再挖，也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因为需要给挖坑的工人发工资，他们有了消费能力;挖坑需要工具，带动了相关产业。问题是，这个坑却毫无意义。诚然，修铁路、建机场与“挖坑”迥然不同，其积极意义不能否认。但蒙代尔的建议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思辨空间：一项工程，既有其“过程意义”，也有其建成后的“功能意义”。前者是附带或派生的，后者才是根本。都是为了扩大内需和保持经济增幅，但把钱直接发给百姓和政府组织基建项目，其中的确有一个“机会成本”以及“比较效益”的问题。
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所有财政资金都应被打上“公共”标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的钱一旦用于基建投资，或多或少就具有了“资本”的意义，而资本的属性是什么?一是通过市场运作增值营利，二是承担市场风险。地方政府修建免费的博物馆、图书馆、市民广场，虽然没有发购物券那么直接和“平均”，但肯定具有平均受益意义;而修铁路、建机场则不同，潜在的市场风险难以避免。所以，政府在进行这两类投资时，必须有所算计。而普发购物券的创意，最大偏误是不了解中国国情：
其一，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承担着太多、太大的责任，平时如是，金融风暴的特殊背景下更会如此。
其二，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着众多、巨大的资源，很少有国家可与之相比。这种“大权在握”有其弊端，但在掌控大局、引导市场方面，也具有积极效果。
其三，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政府浓重的“父爱主义”情结，真要普发购物券，人民能否把它用好，同样也是一件令政府担心的事。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觉得，蒙代尔普发购物券的建议很有趣。
减税退税不如直接给穷人发钱
今后将通过减税、退税或抵免方式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费负担，以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谢旭人日前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为了实施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今后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需不足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举措，而减税退税作为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的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作用。所以，财政部通过减税退税等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通过减税退税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很有限，难以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众所周知，减税退税作为一种税收手段，本质上是为调节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服务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而，由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基本税种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收入没有直接挂钩，两者之间呈现出的是类似平行线的关系，所以，通过减税退税等方式来增加居民收入也仅仅能够让少数高收入群体受益，而对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则爱莫能助，达不到增强实际购买力的目的。
那么，通过减税退税是否能够刺激富人的消费欲望呢?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告诉我们，收入与消费在通常情况下呈现出的是反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居民收入达到或超过较高水平的时候，收入中所增加的部分被用来消费的机率就越来越小，这就容易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在总量上虽然增加了，但由于增加的财富主要被少数富裕阶层所占有，所以导致社会消费倾向的总量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减税退税等惠及少数富人的税收举措难以承担挽救经济增长的重任，而真正渴望提高购买力的中低收入群体却没有得到实惠。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普遍较低，他们在客观上有消费的需求，只是苦于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不论对经济的长远发展还是短期增长，国家财政有拿出部分税收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进行消费的财力。在扩大内需成为迫切需求的前提下，既然减税退税实现不了这一目标，为什么不把这些钱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直接补贴给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呢?
减税退税不如直接发钱给穷人理应成为当前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的主要方式，我们在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时，不应时时从利于少数富人的角度来考虑，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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