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展览会百年纪念回顾了景观专业一个世纪的发展。这次展览归纳了国家乐观的信念，还没有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通过工业、科技和艺术的革命进步实现的文明更伟大。但是一种存在于过去西欧文明和实践上根本改变之间的近似疯狂的崇敬状态却被新时代的国内人才所促进而得以发展，他们负责对讨论气候环境的情况，并根据环境的情况做出适当的判断与规划计划。从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这种紧张的状态在这个世纪的前几十年间一直存在于建筑的实践和景观规划之中，这段时期美国设计师努力以各人的意愿来定义一种形式，这些形式适合它们所处的时代，也适合于它们的国家及文化达到一定成熟阶段后人们的理解力。
既然这次展会最主要的规划方案是Frenderick Law Olmsted一生最后事业中的一项，即将“白色城市”应用于随后的城市的灵感。美化运动可能被视作20世纪Olmsted所奋斗的都市计划价值的某种投影。另一方面，建筑师在场地规划和建筑中主张使用 Beaux-Arts标准的决定违背了Olmsted的将自然景观体现在城市设计中的原则。在管理咸水湖树林的艰难岁月里，他遭受了许多困难和烦恼，因为他害怕移植的灌木和国内水生植物不能生长茂盛，而无法平衡城市中过多的建筑群。他极力将Wooded Isle的15英亩美丽景色营造成整个系统中最重要的景观特征，它将不同于任何的其他景观。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日本政府的楼阁的闯入，它是Ho-o-den寺庙的重建，似乎并没有破坏丛林中平静避难所的气氛，这种氛围正是Olmsted希望Wooded Isle所表达的。这种木质建筑和那些环绕诚实法院的建筑之间的比较不可能有更多另人震惊之处，虽然两者有着令人印象深刻且又不同的建筑气氛。年轻的学徒Frank Lloyd Wright，在午餐时间从Adler和Sullivan的办公室那里得知了Ho-o-den寺庙，这座寺庙的奥秘是：它是尊严的来源，有着美丽的遮荫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2个天才能短暂地走到一起，这对于美国建筑和景观设计的未来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Olmsted一生的奋斗为景观专业带来了与其他城市艺术同样的地位——建筑，城市规划和公共雕塑——到19世纪末为止。确实，Charles Eliot Norton声称Olmsted 坚信“所有的美国艺术家在伟大的创作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满足需求和赋予生命以各种的民主思想。”在同样的场合，Daniel Burnham将Olmsted描述成一位我们应该感激的人，不仅为他对公共事业的贡献，还为他的思想和他的笔所教导了我们半个多世纪。Olmsted自己承认，在一封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到他已经提高了景观学的地位“从一门行业，甚至是一种手工艺品到一门专业——艺术，艺术设计。”他的工作将影响未来的实践。很明显地，Olmsted聪明的智慧和艺术领导力能产生设计的动力，并引领着设计的方向，他在新世纪的起初几十年里不仅在城市设计，还在公园规划领域维持了这个专业。
其次，仅从芝加哥展览会场地规划任务的重要性方面来看，它是一项最新的重要工作，是Olmsted负责为George Vanderbilt在Carolina西北面拥有的Biltmore地区所做的设计，它花费了Olmsted退休以后6年的实践时间。从它的尺度和内容来看——由Richard Morris Hunt根据Blois皇家庄园的模式所设计的规则花园，森林保护区和环绕公寓的花园——这个项目成为乡村土地利用和房屋建造的一种模式和参照标准，在世纪初到经济危机爆发的这些年里，它为景观设计提供了许多帮助。
Beaux-Arts折衷主义的这段时期通常被描述成新古典主义的复兴，以反对英国和美国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如诗画般的折衷主义。然而Vincent Scully争论道，巴洛克建筑的复兴应被看成为绘画传统长期发展的延续。当世界预计被僧特权阶级控制的历史传统将在新的政治，社会和科学事实面前崩溃，巴洛克风格已经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一直主导着欧洲艺术和建筑，阻碍西方社会对世界或人类行为的正确的理解：虽然空间，雕塑和旧的品质形式本身缺乏特定的意义，但是却能由个人的意愿随意改变。虽然这种折衷主义的方法完全是视觉喜悦的一种类型，本身没有必要解决建筑的结构，但是却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效果。它具有绘画的自由，因此这样的“如画般”的建筑将更为完美。到本世纪末为止，一种除了理论之外没有感情的投入和意义的巴洛克设计，成为了建筑学院获得利益的筹码。
从这个方面来看，Beaux-Arts的学院古典主义的优势——“白色城市”想象的成功——不能以任何方式事先更改建筑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历史模式。然而以罗马竞技场和Renaissance palazzi来替代其他的建筑并不意味着能唤起人们的记忆，欧洲中世纪的建筑同样没有放弃对于自然界透视构成的重视。
在景观学的知识领域里，Reginald Blomfield保护形式主义，打击William Robinson对于英国国内不同于自然风格的各种形式的优势所做的无止境的基础分析。然而这场基于风格的争论主要根据意大利别墅，法国城堡，和美国殖民地庄园的几何学的秩序问题，以及相对于它们的环绕英国宅邸的景观公园的乡村景观进行叙述。当然，可以将两种不同的风格混合在一起，正如Olmsted为George Vanderbilt在Biltmore所做的那样，整形的花园与场地布置在壮观的森林景色之中;或者，以那样的方法，通常在景观规划中设立一座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和一个能容纳一个大型草坪且树木不规则布置的规则式花园将这些风格与田园或者极小范围的郊区景观结合在一起。
Olmsted对于自己专业的天才领导力和作为一名设计师的荣誉以及作为一名城市和郊区具体规划的倡导者，确实没有体现任何特殊的形式，这成为了他的许多成果的特色。这种特色源于英国的造园传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解释了他在Biltmore的规则花园中所应用的设计手法，并让他认识到这种设计方向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成为他的公司实践中的重要部分。他经常批评和反对将正规的建筑元素和建筑组合引入到公园，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所认为的对城市化及工业化后的城市居民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所必须的特殊价值。这些价值一部分依据的是视觉经验——明白宽阔的空间中稳定且可恢复的因素——但是利用更多纯粹的自然环境的动态体验的观念是深远而有益的，这能治疗人们的心灵。这样的论述在每一次激烈的争论中都能使他获得优势，也让我们了解了他的动机;它同样也促进了这种大胆的理论观念的进步，Olmsted的目的是唤起人们对于早期定居在Massachusetts沿海地区的祖先的记忆，他们通过恢复Boston的Fenway附近的盐湖沼泽植物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居住环境。
更多Olmsted工作成果的肤浅的文字描述在他死后被他的众多门徒和模仿者轻易地保存了下来。他在实践过程的哲学基础却没有保留下来：他认为，景观规划的任务是处理在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人类基本的需求。自然的因素占有主导的地位，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例如通过艺术或其他的人为因素，有所转换。这种信念并非Olmsted的理论所注重的;当有机会创造或者拒绝与自然接触的时候，精神和身体的健康，对于田园风光并没有情感上的依附。
当然这种类似宗教的强烈信念与他读过诸如Emeison、Ruskin和Lowell的著作有关。他们利用了罗曼蒂克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期待自然环境的改变中被WordsWorth称作“明智的被动接受”。Babara Novak描绘了19世纪美国社会对这种传统不同理解的发展，它是一种在景观，绘画和真实中被发现的，与内心中的神融为一体的传达媒介。
自然界的神与人类的神进行对话……人与人通过自然也能进行交流——一个要求自身特性的自治村，它的形式并不单一，而是具有同一景观中的两种形式。古典范例，它在美国景观艺术中就是Durand对于Cole和Bryant做做的描述，Kindred精神。
Olmsted对于他的工作的富于智慧与情感倾注很有可能是下意识的;他在描述应用于景观实践中的对于自然的体验时似乎明显地避开宗教的形象。但是他对于大型公园所有关键元素的理解都被Novak写进了他的景观学著作中。Olmsted认为过多人类建筑不会为广阔的自然景观而做出让步，它们必须与自然相联系，这样能使整个创造成为一种令人欣快的经验感受;与自然共存的经验是一种对于在民主社会培养手足之情和公民的责任心的有效手段。
Olmsted的这一观点同样适合于郊区发展的应用，它能平衡城市工作与田园乐趣之间的关系，同时培养个人的社会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家庭间的相互依存。城市公园运动代表了下世纪早期的发展，它延续并重新定义了Olmsted的理论思想。Walter Creese认为Ebenezer Howard，英国城市公园概念的发起者，受到Olmsted在芝加哥工作期间关于Riverside的设计规划的鼓舞。然而景观设计师在这个国家并不是城市公园运动的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