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强调持续研究。这是曾培炎同志在昨日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每个城市都要有1、2个或者3、5个重点研究的课题。而且每一轮总体规划的修编都有 1、2个研究的侧重点。新一轮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解决城区空间有机分散布局的问题。因为北京是一座超大型城市，主城区人口已经超过了900万人口，必须建立若干卫星城分流人口，所以提出来“两带多中心”的布局，这就是本次规划修编的核心。如再不进行空间分离的话，那北京此次的总体规划是失败的。为解决北京的空间布局问题，在开始进行总体规划修编一年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就召集了一些专家进行了北京空间形态的专题研究，提出了“两带多中心”方案，这就是一个持续研究、重点研究的结果。只有进行超前的重点研究，才能使得整个规划的修编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第六，倡导部门合作。部门合作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相关部门要协同，合作与服从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强调城市规划法是基本法之一，要求所有的单位都要服从规划法。规划修编内容涉及铁路、交通、航空、军事机关等部门，在规划的讨论、修编过程中，一定要广泛地征求这些部门的意见，只有征求了他们的意见，我们的规划可以在他们的任何大院之内实施。因为这个规划是经你们讨论同意的，必须遵守。更何况经审批的规划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任何下位法律都要服从规划法。现在我们发现，正在编制的京沪高速铁路没有一个入口是与城市规划协调的，这就遇到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是高速铁路建设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协调不够。二是要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相协调。大家之所以认为河北省的经验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山东、河北都采用了这种办法。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这两个规划，既要强调规模上的协调，更要强调布局上的协调，只有空间布局上的协调才可以把建设用地、基本农田协调起来。任何一种制度，它的成熟都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制度，在西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也有50年的历史。我们的院校培养规划专业本科生，院校专业设置要花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工程科学和社会制度，起码得到了有50年历史的院校相关专业的培养制度的支撑、法规的支撑、人才的支撑。如果这些都没有，光是订出一个制度来，发一个文件，叫各地执行，后果是非常糟糕的。现在是不同成熟程度的制度在碰撞，这就需要我们具备高度的政治技巧，高度的协调能力。我们主张在省一级统一协调比较好，因为省以下的土地是统一管理的，在这个层次上进行协调比较有意义。对此，建设厅要主动，建设部当然也负有一定责任，你们提的意见都有合理性。所以倡导部门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七，优化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一种民主化制度，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地吸收民智来保证规划修编的科学性。总体规划作为一种法定的规划，必须要有全体市民的监督和拥护。所以说我们主张规划研究成果公示、规划的多方案公示、规划的结果公示，而且要组织专家、群众对话。群众的意见采纳与否，其原因也要公示，规划审批以后再公示。这里强调专家与群众对话是吸收民智、引导民主最好的途径，专家领衔与公众参与两者是可以相互强化的。

第八，强化监督检查。我们要缩短规划的审批周期，严格专家把关，严格部际评审，但更重要的我们要推行规划督察员制度，同时还要布置规划的效能检查。同志们都要求进行一次全国的规划法检查，所以，我们这一次将联合监察部对全国的规划进行一次效能检查，实际上也就是一次城市规划执法检查，希望各个省厅和市长高度重视。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是否依法修编和执行规划、行政领导是不是越权干预规划、相关部门是不是协同实施规划，同时要检查到底是谁在挑战规划法。当然我们也要检查城市规划的审批流程是不是公开、公正、廉洁、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