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城市起源的探讨，多着眼于经济学的原因。其实社会大分工对城市的起源属于前提性的作用，只是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条件。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价值，在对剩余价值的争夺中阶级分化，造就了王权，城市在“王权”这只手的直接操作下才得以成型。分析近20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愈发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城市与阶级、国家的产生不可割断的关系是这个结论最好的注脚。

    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来看，战国至汉初，人们是认定夏鲧为作城的创始人。也有筑城始于禹说，《艺文类聚》卷六三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当代学界也一般以夏代为我国城市的起源时期。至于筑城的目的，《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说已成共识。再一次佐证了王权是城市起源的关键因素。

    既然筑城为君，那么在方式上便处处贯彻这一原则，并且这一原则作为主导因素长期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马克斯。韦伯在谈到中西城市的差异时，认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城市缺乏西方城市那样独立的政治自治地位，是作为附属依赖于皇室，故而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有所作为，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的功效，因而中国城市在形式上明显显示出理性管辖的特征。

    其实，西方城市也只是在中世纪之后，市民阶级兴起，城市才逐渐摆脱了封建王者的统治，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表现出新的形式。在它初始的时期和发展的历程中，都经历有受王权的支配而呈现一种特殊的理性形式的阶段，其组织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贯穿着他们的意志。除古代埃及、日本和英国外，高大的宫殿、庙宇居中，环以坚固的城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早期城市的典型模式，对内对外展示着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震摄的力量。这样以实体形式传达威势信息成为所有专制主义地区和时代城市建设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世界城市的古典时期大都是以此为特征的，尽管具体的手法有种种的相同和不同。

    有充分理由认为，王权作为最重要的参变因素在城市的产生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介入触发了远古村落的细胞分裂，生成城市这个新的生命有机体，并且象基因一样主导着城市机体的生长过程及功能和形态特征，构成城市的第一个起步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