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赶不上变化；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这无论是自嘲还是评语，都生动地描绘了规划之苍白和对其价值的怀疑。不满于上述处境，所以又提出“规划是龙头”，以强调其权威与尊严。这两点关于规划的评论实际上都放映了人们关于规划师和规划的一个谬误：规划师是能卜未来定时事的，规划师的规划是正确无误的，决策者必须服从。这实际上来源于人们关于规划的理性与权威的谬误。这些谬误包括：
　　1。秩序和统一
　　秩序和统一是规划师追求的目标，每一寸土地都必须经过规划，归属与某种用途，达到某种效益，力图在总体上达到最大的效益和最的感叹。而一个完全秩序和统一的规划一旦实现，其结果又将如何呢？我曾住在一个被称为规划样板而又完全安规划建设的美国新城南加州的尔湾(Irvine)两年，充分体验到了所谓“规划”可能达到的极至。那就是开车十分钟，而且必须开车，你能买到一瓶汤料，再开车十分钟可以去理发店。整齐的街道、广场和精致的管理，使你感到你站在论何一个地方都经济的状态. 一旦有不符合规划的行为发生(实际上经常在发生)，便有了规划无用或规划不受尊重是多余的，若不是在一个经过严格设计的地方，你会感到坐立不安，而不知所措。在严格的理性支配下的秩序和统一，生活将失去情趣和自由.
　　所以，期望实现严格秩序和统一的规划实际上是一个谬误；
　　2。追求最大效益
　　规划师往往在追求最大和最优，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把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和人造资产都折算成货币单位，相信只要有合理的价格体系，最优的规划方案就可以制定出来。这里规划师就必须面对一个苹果和橘子(Apple and Orange)的经典问题。理性的规划师总是力图在苹果和橘子之间建立某种换算公式，以便求得一个总体的最优解。但是，无论多目标规划的公式有多么复杂，苹果还是苹果，橘子还是橘子，只有决策者才有机会在两者之间作选择，或给予不同的优先权，而这也只是暂时的。谁又能肯定导致某一种杂草灭绝的水库大坝对人类的贡献可能还不如这种杂草呢？今天的杂草也许正是明天的治癌良药。
　　效益最大这一理性的谬误在于：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和土地的成本或效益。而一个合理的资产计价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这样一来，所谓的最大效益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对资源与环境的持续利用来取得。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但实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
　　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为指导的理性规划实际上是一种谬误。
　　3。自然决定论与生态最适
　　生态最适化模型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Litton and Kieiger 1972;Alexander 1986;Faludi 1987)。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Davidoff 1965)。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957)。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Satisficing)，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径。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Pearce 197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所以，生态最适的理性规划即不可能，也难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