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可王军的观点，对北京来说，如何借鉴成功经验、避免惨痛教训，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而针对北京未来的城市总体规划，早在2005年1月，就已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这就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

　　有资料证明，修编总体规划时，由23位专家领衔，200多名学者参与专题研究，70多个国家级或市级科研机构支持配合，开了150次专家论证会。修编前，北京市规划委前所未有地做了调查报告，调查内容小到各群体不同活动选择的交通工具比较，大到群众对理想北京的评价；调查对象既有普通市民、职员、大学生、私营小业主，也有来京务工群体和新移民等。送国务院审批前，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公示一周，2.6万名群众参观展览，并提出意见。

　　为什么如此审慎？自然是因事涉北京未来15年的城市命运，不可不慎。而当《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通过国务院审批后，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已经具有了“城市规划宪章”的性质，因此只能严格按照总体规划行事，不能由任何单位和个人自行其事。所有与城市规划相关的做法，都必须与它的原则与精神一致。

　　而根据这份城市总体规划，对历史文化名城坚持整体保护原则，不能随意乱拆乱建，尤其是旧城更要整体保护，不能破坏原来的风貌。因此，旧城改造必须严格按既定程序进行，此即文物专家徐萍芳所说的：先报给市规划委，再经过14名专家组讨论，然后贴告示、举行听证，最后才是核发拆迁许可证。

　　“城市总体规划”应成为“城市规划宪章”这一理念，不仅仅适用于北京，还适用于其他城市。作为着眼于城市长远利益的总体规划，它对遏制城市管理者的急功近利，避免“一任官员一轮改造”的城市规划乱象，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也很有必要赋予城市总体规划以权威的法律地位，比如经过城市所在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批准，并实施监督。